就在王磊哥哥在他的“江湖”里呼风唤雨时，李柏川哥哥正坐在小院石桌前，进行着另一场安静而缜密的“备战”。
他用的作业本是崭新的，封皮是天蓝色的，还带着淡淡的油墨香。他拧开那支父亲从广州给他寄回来的、他平时舍不得用的黑色钢笔，吸饱了墨水。在开始动笔前，他甚至在废纸上试写了几笔，确认线条流畅均匀。然后，他俯下身，极度认真地在扉页空白处，写下四个方正挺拔的楷体字——“缝补记录”。每一笔都力透纸背，仿佛那不是四个字，而是一块需要精心雕刻的牌匾。
接下来是制表。他没有用尺子，全凭眼力和手感，用钢笔在纸上划出直线。横线，七条，间距大致相等；竖线，六条，将页面分割成整齐的格子。他划得极慢，屏住呼吸，生怕手抖一下让线条歪斜。阳光照在纸面上，墨迹未干的地方反射出细碎的光。表格顶端，他一一标注：日期、姓名、衣物名称、问题描述、取衣日期、工钱、备注。
“备注”那一栏他画得格外宽些，想了想，又在“问题描述”下面，用更细的线条分出了两个小项：“破损处”和“要求”。他觉得这样更清楚。
这还不算完。他忽然想起小军哥哥以前帮人修收音机时，用过一种带编号的纸牌作为取件凭证。他立刻起身，钻进屋里，在他和小军哥哥共用的那个旧书桌抽屉里翻找起来。果然，在一个铁皮铅笔盒里，找到了厚厚一沓用剩下的、比邮票稍大些的硬纸片。纸片边缘已经有些毛糙，但上面印着的红色数字依然清晰：从001到100。这不知是哪次学校活动的剩余物资，被小军哥哥废物利用留了下来。
李柏川哥哥如获至宝。他小心地把纸片按照数字顺序整理好，用夹子夹住。然后，他在记录本“备注”栏后面，又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写上“凭证编号”。他打算，每接收一件衣服，就在记录本上记下对应的编号，然后把同号的纸片交给顾客。这样，取衣服时凭纸片对号，万无一失。
他还从自己珍藏的贴纸里，挑出一张印着金色星星的，贴在记录本的角落，算是“官方认证”。整个过程，他神情专注，嘴唇微微抿着，偶尔推一下滑到鼻梁的眼镜，仿佛在完成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精密统计工作。石桌映着他清秀而认真的侧影，那份郑重其事，让院子里嬉闹的麻雀都不由得放低了叫声。
我的“战场”则在屋内，更具体地说，是在五斗橱底下那个神秘而沉重的抽屉里。
姥姥说的“零散布头”，实在是个过于谦虚的说法。当我费尽力气拉开那个老式抽屉时，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陈年的、混合着樟脑、尘土和棉布纤维的复杂气味，仿佛打开了一个时光的宝盒。里面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几乎要溢出来。
我干脆把抽屉整个儿拖出来，沉得我龇牙咧嘴。然后，我在堂屋中央扫出一块最干净的水泥地，铺上夏天用来乘凉的旧凉席。一切准备就绪，我深吸一口气，双手抓住抽屉边缘，猛地向上一提——“哗啦”！
瞬间，仿佛一道五彩的瀑布倾泻而下，又像是一片奇异的织物花园在凉席上绽放。大大小小、五颜六色、质地各异的布头，如山洪暴发般堆成了一个小丘。有巴掌大的深蓝色涤纶碎片，边缘还留着裁剪的痕迹；有尺把长的浅灰色棉布，柔软得像婴儿的皮肤；有鲜艳的碎花的确良，图案是上世纪流行的牡丹或兰花；有结实的劳动布（牛仔布）边角，厚厚的，染着深深的靛蓝；还有绒布的、灯芯绒的、甚至一小块闪闪发光的缎子边角……
我蹲在这座布山面前，有点眼花缭乱，也无从下手。但我想起姥姥晒干菜的样子——萝卜干归萝卜干，豆角归豆角，分门别类，清清楚楚。
于是，我开始了我浩大的“整理工程”。我先挑出所有蓝色系的：海军蓝、藏青、宝蓝、天蓝……把它们拢到凉席东头。然后是灰色和白色系的：深灰、浅灰、米白、本白……放到西头。红色、粉色、橘色这些暖色调的，放到南头。绿色、紫色、黄色，还有那些不好归类的杂色，暂时放到北头。那些有明确图案的碎花布、格子布、条纹布，我单独挑出来，放在我身边。
这个过程远比想象中漫长和有趣。有些布头只有指甲盖大小，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被留下；有些则很大，几乎可以做一件小孩的背心。我的手指抚过不同质地的布料，粗糙的、光滑的、厚实的、轻柔的……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恰好照在这片五彩斑斓的“版图”上。无数细小的纤维在光柱中飞舞，像是活的精灵。空气中弥漫着阳光晒暖旧织物的那种特有的、令人安心的芬芳，有点像晒过的被子，又有点像老衣柜深处的味道。
我整理得入了迷，忘了时间。直到把最后一块小小的、印着蜻蜓图案的棉布归到“碎花”类，我才直起发酸的腰，看着眼前分门别类、色彩渐变的布堆，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成就感和喜悦。这不仅仅是一堆破布头，这是小军哥哥的“弹药库”，是能让破旧衣物重获新生的“魔法材料”。
接着，我又想起针线工具。我跑到里屋，把小军哥哥那个用藤条编的、已经有些变形的旧针线箩筐抱了出来。里面的东西同样需要检阅：插在软垫上的针，长短粗细不一，我一根根拔出来，对着光看针尖是否锐利，有没有生锈；线轴缠着各色棉线，有些颜色已经褪了，有些还满满的，我把它们按颜色深浅排列好；顶针是黄铜的，被摩挲得亮锃锃，我把它套在手指上，对着光看了看；还有一把小剪刀，刃口有些钝了，但我记得姥姥有磨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