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我在……」妳报上位置。

警察来了。

他准备落跑。

像以前每一次被妳揭穿一样。

妳抓起他的手机——不是为了偷看，也不是侵占，而是为了阻止他逃走，让警察能抓住他。

警察到时，看到的画面却是：妳手上拿着他的手机。

「妳为什么拿他的手机？」

「因为他要跑，我……我要等你们来……」

警察听完，不是先看妳被打的痕迹，不是先处理暴力，反而转向他。

「你可以告她侵占罪。」

而他——竟然回答：「好。」

于是，警察拿起两副手铐。

一副套在他手上。

另一副，套在妳手上。

那一刻妳终于明白——在台湾的某些司法现场，受害者跟加害者，常常被一样方式对待。

妳不是夸张。

妳是真的遇到了荒谬到极致的现实。

妳明明知道错的人不是妳。

妳明明知道，真正背着妳安排别人的是他。

可在这个瞬间，妳还是习惯性被推到那个「不对的人」的位置上。

大安分局的大门在早晨的光底下，看起来比妳想像中还要「正常」。

不像电影里那种阴暗、逼仄，只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建筑。

警局前的机车一排排队着，门口的红锥立得整整齐齐。

可妳踏进去的那一刻，肩膀还是无意识地缩了一下。

他走在前面，步伐很快，像是越快解决这件事，这一切就越不是真的。

接下来又要做笔录。

警察把妳叫回那张桌子前，纸、笔、录音机一一摆好。

妳突然想到社工以前说过的话，于是抬头问：「我可以请律师来吗？」

警察回：「可以啊，妳自己打，开扩音。」

于是妳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妳最熟的律师朋友——陈律。

他接起来的声音一如既往稳定，听完妳短短几句说明，却只能叹气：「我今天刚好要去探监，没办法赶到现场……」

这句话像是有人在妳心里关上一扇门。

妳说「没关系」，挂掉电话，硬撑着再打给第二个不那么熟的律师——余律。

余律听完，开口就很直接：「我可以过去，但一小时八千。」

妳愣了一秒，脑子里开始飞快盘算：妳现在所有的钱、妳还没还完的那些洞。

最后妳吞了吞口水：「那先不用好了，我自己处理。」

妳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余律他后来还是打给了大安分局。

因为他是那边的顾问律师。

很快，局长亲自下来了一趟。

妳明显感觉到空气又变了一次——刚刚那个对妳讲话很硬的员警，突然客气了许多。

他的声音放软，动作也不再那么粗鲁。

妳手上的手铐本来扣得很紧，勒得妳手腕一圈红。

在局长来过、说了几句话之后，那个做笔录的警察叫我把手伸过去，假装不经意地演了一下：「唉，我帮妳调松一点啦。」

咔哒一声，手铐松了。

松到妳甚至可以轻轻抽动手、几乎能自由进出那个铁圈。

他还带妳去隔壁超商买吃的、买喝的。

「去买个东西垫肚子啦，等等做笔录的时间还很长，不要饿着。」

妳站在便利商店冷气底下，看着那些很普通的货架——饭团、关东煮、汽水、茶饮。

这些都是妳平常下班随手会拿的东西，可在那一刻，妳却有一种怪异的分裂感：原来「有人罩」跟「没有人罩」的差别，可以差到这样。

可是，有人罩着的好处，只到这里为止。

真正把妳推进另一个地狱的，是接下来那句话——「他包包里还有白色粉末。」

妳从六月他回台中开始就没有再碰那种东西了。

妳很清楚自己有多怕、多努力在戒开那个世界。

但当警察说出：「妳们两个一起出现，我们例行都要验尿」，妳就知道，再解释也没有用了。

妳以为三个多月前的东西，怎么可能还验得出来。

妳以为科学至少会站在妳这边。

结果却是——妳的验尿出来，是阳性。

单子发下来的那一刻，妳看着那个冰冷的「＋」，觉得自己整个被踩进去。

警察要的是数字，是业绩。

没有人真的在乎妳从六月以后有多努力保持清醒，也没有人在乎这个结果对妳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妳变成了「有毒品前科的人」。

后来，妳不知道他怎么打到电话，只知道他妈妈先打给他，接着又打给妳。

电话那头是一种妳太熟悉的大人语气——疲倦、指责、把所有责任往妳身上推：「妳为什么每次都要弄到我儿子进警察局？这样妳很爽吗？」

「三万块啦，要不要？和解啦。」

「不要每次都搞这种飞机事。」

妳听着，觉得荒唐到想笑。

原来在他们眼里，不是他打人、不是他喂粉、不是他折断妳的手机、不是他让妳走进这里，而是——妳「老是害他进警察局」。

挂掉电话后，妳连气都懒得生了。

事情还没结束。

之后妳跟罗杰一起被转往另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铁门关着的空间。

有人开玩笑叫那里「小监狱」。

再往后，又被移转到地检署的地下室。

妳被关进一个正方形的房间，男女分开，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间厕所，但隔间矮、只有一个小墙壁遮掩，如果有人要上厕所，同一个空间里的所有人都看得见。

那种羞耻感，是一种很具体、却不好形容的东西。

一开始，房里只有妳一个人。

妳坐在角落，背靠着墙，时间慢慢被拖长，拖到妳开始打瞌睡。

后来又被送进来一个女人。

她从一进来就不停敲铁栅栏，声音尖又急：「我没罪！凭什么抓我！放我出去！」

那声音一直在妳耳朵里打转，让妳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在一个很长很长的、醒不来的梦里。

过了不知道多久，他们来叫人。

不是妳，是他。

妳是报案的人，照理说，应该先问妳。

但出去的是罗杰。

他被带去问话。

问完，就不见了。

轮到妳的时候，妳已经累到有点麻木。

面前坐着的是一个看起来很忙、很不耐的女检察官。

她翻着资料，听妳说话的时候，眼神几乎没有真正看向妳。

妳努力把事情讲完整、讲清楚，但她听到一半就说：「好了，差不多了，妳走吧。」

就这样，像把一个文件盖章收起来那样简单。

妳沿着楼梯往上走，走回一楼。

那时候妳只觉得头很重，脚步很空，像是刚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被丢出来。

走上一楼的瞬间，妳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郑律。

跟陈律同一家事务所、妳也认识的那位律师。

他站在门口，手插在口袋里，一看到妳就走过来：「妳还好吗？」

这一句「还好吗」，像是有人终于记得妳不是一份卷宗，而是一个人。

妳眼泪一下就掉下来。

妳问他：「你怎么会在这？」

他说，是陈律打电话给他，说担心妳一个人在里面会有状况，拜托他过来看看妳。

妳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虽然很坏、很不公平，但还是有人在妳看不到的地方，替妳撑着一点点什么。

郑律陪着妳慢慢走到马路边，帮妳拦了一台计程车。

临走前，他只说了一句：「先回家，好好睡一觉。」

妳上车、报了地址，直到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妳才真正感觉——原来妳今天不是在演什么戏，是妳自己的命在被乱写。

回到家，妳挤出一个笑容跟妈妈说：「真好笑，我报案，结果是我被上铐。」

说完这句话，妳终于承认——比起那副手铐，真正困住妳的，是整个系统、是整段关系、是这几年妳被拉进去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