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伦敦的天空被染成一片铅灰色，细雨如丝，无声地浸润着这座古老的城市。金融城的街道上，行人步履匆匆，黑色的雨伞连成一片流动的屋顶。温斯顿撑着一把旧伞，走向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十七号。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面装着他过去一周的心血——一份关于“布莱克本纺织机械事故”的详细财务分析报告。

几天前，费恩先生派人送来一张便条，言简意赅：“怀特先生，我需要你的专业意见。事关一位工人的性命。”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一名名叫托马斯·威尔金斯（Thomas Wilkins）的纺织工人，在操作一台老旧的梳棉机时，手臂被卷入机器，造成永久性残疾。工厂方面以“操作不当”为由，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托马斯一家因此陷入绝境，妻子不得不去洗衣房做工，年幼的孩子面临辍学。

费恩接下了这个案子，但他知道，仅凭工友的证词，很难撼动工厂主精心编织的谎言。他需要铁证。

温斯顿的任务，就是从工厂浩如烟海的账目中，找出那根能刺穿谎言的针。

他没有直接去工厂，而是先走访了托马斯的家。

那是一间位于东区边缘的狭小屋子，墙壁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托马斯躺在一张破旧的床上，脸色苍白，右臂空荡荡的袖管被别在胸前。他的妻子眼圈乌青，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倔强。

“他们说是我丈夫自己不小心，”她声音颤抖，“可那台机器，早就该修了！上个月，就有三个工友被它划伤过！”

温斯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温和地安慰了几句，然后仔细询问了事故发生前后，工厂在设备维护上的所有细节。

回到格雷学院，他立刻投入了工作。

他利用H先生的关系，设法搞到了工厂过去两年的全部维修记录和采购清单。表面上看，工厂每年都会拨出一笔可观的“设备维护费”。但温斯顿很快发现了猫腻——这笔费用，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一家名为“帝国机械服务”的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竟与工厂主的一处私人房产完全一致。

更关键的是，维修记录上罗列的项目，大多是些无关痛痒的“清洁”和“润滑”，对于梳棉机这种高危设备的核心部件，却几乎没有更换记录。而同期，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的支出，却节节攀升。

温斯顿将这些数据整理成一张清晰的对比图表。

一边是逐年上涨的原料成本，另一边是名存实亡的设备维护。结论不言而喻：工厂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系统性地牺牲了工人的安全。

他将这份报告交给了费恩。

费恩翻看着图表，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怒意。“干得漂亮，怀特。这不仅仅是一份财务报告，这是一份控诉书。”

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

中央刑事法庭（Old Bailey）的穹顶高耸而肃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木头、皮革和紧张情绪的独特气味。温斯顿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穿着那件洗得发软但熨烫平整的黑色羊毛外套，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他看到了原告席上的托马斯和他的妻子，他们坐得笔直，但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指节发白。他也看到了被告席上那位衣着光鲜的工厂主，正与他的律师低声交谈，脸上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傲慢。

费恩步入法庭时，整个房间仿佛都安静了一瞬。

他穿着标志性的深色律师袍，手持一卷文件，步履沉稳，目光如炬。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走向自己的位置。

庭审开始了。

工厂主的律师果然老调重弹，强调托马斯“缺乏必要的安全培训”、“操作时心不在焉”，试图将责任完全推给受害者。

轮到费恩发言时，他没有急于反驳。他先是请托马斯的一位工友出庭作证，描述了那台梳棉机长期以来的故障隐患。然后，他话锋一转，拿出了温斯顿制作的那份财务分析报告。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费恩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法庭的每个角落，“我的当事人是否操作失误，我们暂且不论。但我想请大家先看一组数据。”

他将那张对比图表展示在陪审团面前。

“在过去两年里，被告工厂的原料采购成本上涨了18%，而用于保障工人生命安全的设备维护费用，却下降了37%。更讽刺的是，这笔所谓的‘维护费’，大部分都流入了被告本人控制的空壳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