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太冷太冷了。

西伯利亚凛冽的寒风冻僵了俄罗斯广袤冻土上每一个原本温暖的家庭，刺骨的寒冷令人伤心，令人绝望，令人愤怒。

春天快来了，洁白而厚重的积雪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铁锈的气味。

空旷的街头上此刻聚集满了人，人群高举俄罗斯的旗帜，反抗的口号震得西伯利亚快要雪崩。

游行的群众队伍里女人占大多数，而她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现在正举着冰冷的枪管对着她们。

Yuri看见飘落在人群上方的雪花变成了鲜红色。

镇压由口头警告变成了推搡，高压水枪、橡胶弹，最后变成了真枪实弹。

保家卫国的誓言化成了最冰冷的真枪实弹，打向了祖国的人民——那些本该受到他们保护的妇女、儿童、老人们。

他好奇Makarov是否也会看见这样红色的雪花，他好奇Makarov是不是也会对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亦或是母亲开枪——如果他有，或者是他真的在乎的话。

别的党派总说极端民族党的内圈成员们都是一群冷血的心理变态，可Yuri看着人民被战火灼烧的时候总是良心不安又深感无力。

他知道他得做点什么。

为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性，为了水深火热的无辜人民，也为了俄罗斯的明天。

他和那些刚上战场、尚还有些稚嫩的士兵们一样，都是这片土地上最坚定不移的爱国者。

他从黑暗中来，把一切尽收眼底，又回到了黑暗中去，身后是一片能撕裂开莫斯科天空的悲鸣声。

那声音来自冬天，那声音来自人民。

春天快到了。Yuri心想。

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兵拒绝向平民开枪——除了人民之外，最先开始躁动的是军队。

前线连连败仗打击了士气，后面又要将枪支弹药对准自己的父母妻儿。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一群只会接受命令的机器。

仅仅一个星期，鹰派首领被刺杀，极端民族党倒台，鸽派接手烂摊子。

这个新闻稍微减轻了一些北美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安全监委会的，他们收到的消息比新闻报道早了3天。

情报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线人传来的——其实是Graves安插的眼线，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轮和平谈判或许有了新的方向。

3天足够安全监委会理清楚局面了，不再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交涉和谈判，不再是根据Yuri在伦敦时秘密给出的情报，近乎赌注般地猜测俄下一步的计划，毕竟鸽派好比鹰派好说话得多。

但Makarov是个纯粹的疯子。

某种层面上他也是个爱国者，只不过他爱的是已经倒下的老大哥——老大哥倒下的时候，李婧芸的爸妈连恋爱都还没谈上呢。

所以Makarov对这个资历尚浅、和他一样从小同样生长在赤旗之下的年轻对手相当掉以轻心，当然对面也只是粗犷地把他当成一个疯子。

他不该轻敌的。

监委会极大多数成员都和李婧芸一样年轻没错，但高昂的试错成本，和极低的容错率段早了他们绝对敏锐的头脑。

纽约的夜色透过厚重的防弹玻璃窗，将安全屋的客厅浸染在一片朦胧的暗蓝之中。

只有墙壁上嵌入式电视屏幕发出的光芒，在不断变幻地闪烁着，映照出沙发上两个依偎的身影。

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声音填充着室内的寂静，播报着远在莫斯科发生的政治地震——极端民族党政府倒台，鸽派仓促接手的全球性新闻。

李婧芸蜷缩在沙发一角，怀里抱着一个柔软的羊毛靠垫，目光看似专注地落在屏幕上，但眼神深处却有些涣散，显然心神已经飘向了更复杂的局势分析之中。

北美合并以来她就一直神经紧绷，以及这突如其来的、带着希望却又潜藏更大危机的政局变动，让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透支了。

下意识地，她纤细的手指松开了靠垫的边缘，向茶几上那个略显突兀的白色烟盒探去。

那是她24岁生日后就很少触碰的东西，只在压力达到临界点时才会寻求的发泄出口。其实没什么用，还会让她咳出血来。

其实就是瘾犯了。

压力大的人有瘾很正常，哪怕是曾经已经戒掉的东西。

然而另一只更大的、骨节分明的手却快人一步按在了烟盒之上。

“No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