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静走后的几天,天气一直阴阴的,偶尔飘点雨丝,空气里一股子粘糊糊的潮气。苏晚的日子过得按部就班,看书,喝茶,偶尔在张晓雅咋咋呼呼的电话里听点外界的动静。她没再主动联系吴雅静,有些坎儿,必须自己迈过去,旁人说再多,伸出的手也只能等在坎儿这边。
魂核里那点幽光依旧黯淡,但流逝的速度似乎真的慢了一丁点儿,像是湍急的水流遇到了极其微小的阻力。苏晚说不清是这小空间带来的安定感,还是介入他人命运带来的那点微弱“牵系”起了作用。她不再深究,只是每日清晨,依旧会在这“新生基地”里静坐片刻,尝试捕捉空气中稀薄的生机。
周五傍晚,天色将黑未黑。苏晚正看着一本关于契约精神的古籍译本——文字艰涩,但某些关于“约定”、“束缚”、“代价”的古老理念,让她联想到自己与这具身体、与这时代的关联,还有那枚神秘的古玉——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
不是张晓雅活力四射的专属铃声,也不是沈星河那种平稳规律的震动。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响得有点急。
苏晚看了一眼,没立刻接。铃声固执地响了七八声,断了。过了不到十秒,又响起来。
她按下接听键,没说话。
听筒里传来急促的、带着哭腔的呼吸声,然后是吴雅静颤抖得几乎不成调的声音:“林……林小姐……是我,吴雅静……”
“嗯。”苏晚应了一声,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路灯次第亮起。
“他们……他们打电话来了……”吴雅静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无措,还夹杂着哽咽,“我……我按你说的,说了那几句……我妈……我妈她……”
“慢慢说。”苏晚的声音平稳,像一块压舱石,“你在哪儿?安全吗?”
“我在……我在公司楼梯间……躲着……”吴雅静抽噎着,断断续续地叙述起来。
原来,下午吴雅静的母亲又打电话来,这次不是日常念叨,而是直接要钱——要两万。理由是弟弟看中的那个楼盘突然搞活动,有个“特价车位”,必须马上交定金锁定,不然就没了。弟弟和女朋友闹得不行,说不买车位这婚就不结了。
吴雅静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她想起苏晚的话,想起那抄了十遍的句子,想起那个冰冷刺骨的“想象练习”。她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但出口还是带着颤:
“妈,车位……是弟弟自己的事。我最近手头真的很紧,只能……只能拿出五百块给他当贺礼。真的帮不上更多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然后,爆炸了。
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刺破耳膜,不再是往常那种带着哀怨的哭腔,而是货真价实的、充满被冒犯的愤怒:“五百块?!吴雅静你打发叫花子呢?!那是你亲弟弟!他结婚一辈子就一次!你个当姐姐的就这么狠心?!我们白养你这么大,供你读书,你就是这么报答的?!”
吴雅静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砸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就想认错,想妥协。
“不是……妈,我……”
“你什么你!”母亲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连珠炮似的骂开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在外面心野了!翅膀硬了!不要这个家了!一个月就那么点钱,推三阻四,现在连弟弟的大事都不管!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了?钱都贴给野男人了?”
恶毒的猜测像淬了毒的针,一根根扎过来。吴雅静浑身发冷,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
父亲的声音也加了进来,没有母亲的尖利,却更沉,更冷:“雅静,爸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今天得说你两句。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家里养你一场,不求你大富大贵,现在家里遇到难处,弟弟需要帮衬,你就这个态度?你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们?说你吴家养了个白眼狼?”
“白眼狼”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吴雅静心口。她眼前发黑,几乎站不稳。
弟弟的声音也挤了进来,充满了不耐烦和怨恨:“姐!你够了吧!装什么穷!你在大城市坐着办公室,一个月赚好几千,攒下两万块很难吗?你就是不想给!你就是看不得我好!我告诉你,这车位我要定了,这婚我也结定了!你要是不给钱,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弟弟!我没你这么冷血的姐!”
最后通牒。断绝关系的威胁。那么轻易地,就从至亲口中吐了出来,仿佛她二十多年的付出和牺牲,价值还不如一个车位的定金。
吴雅静彻底崩溃了。她对着电话,语无伦次地哭喊起来:“我没有……我不是……我真的没钱……你们别逼我……”
可她的哭泣和辩解,只换来母亲更冷的嘲讽:“哭?你还有脸哭?该哭的是我们!养出你这么个东西!”
然后,电话被狠狠挂断。忙音嘟嘟作响,像最后的丧钟。
吴雅静瘫坐在冰冷的楼梯间台阶上,浑身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刻,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被最亲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否定、威胁,那种伤害远比任何外人的欺凌都更深,更致命。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哆哆嗦嗦地想起苏晚。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拨通了这个只来过两次、却似乎能给她一点支撑的号码。
“……他们……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吴雅静复述完,声音已经哑得几乎听不清,只剩下绝望的抽泣,“林小姐……我怎么办……他们不要我了……我真的……真的那么坏吗……”
苏晚安静地听完了整个过程。电话那头的崩溃和绝望如此真实地传递过来。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微微一动。
贪婪,在遭遇坚决的拒绝后,终于撕下了温情或哀怨的伪装,露出了它狰狞的、充满索取和控制的本来面目。哭泣不再是武器,而成了怒火;亲情不再是纽带,而成了道德绑架的绳索;弟弟的“人生大事”,成了榨取姐姐最后一滴血的完美借口。
“你录音了吗?”苏晚问,声音依旧没什么波澜。
电话那头的抽泣声顿了一下,吴雅静似乎愣了一下:“录……录音?”
“嗯。下次,如果他们再这样打电话,记得按录音。”苏晚的语气就像在说“记得带伞”一样平常,“现在,听我说。第一,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是天经地义。第二,他们这些反应,恰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推测——你在他们心中的价值,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提款机’。一旦提款机停止吐钱,愤怒和抛弃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