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皇庄内伪造证据、分路投送的行动，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悄然布下了一张致命而隐秘的网。岳钟琪派出的三批人手，如同三条隐入黑暗的毒蛇，携带着精心炮制的“毒饵”，沿着不同的路径，悄无声息地游向风暴的中心——紫禁城。
第一条路，伪装成运送山货的商队，由胡庄头的心腹、一个叫老邢的中年汉子带队。车队顺利通过了几处哨卡，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清晨，混入了熙熙攘攘进城的人流，抵达了东直门外一家不起眼的客栈。这里是胡庄头早年布置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老邢依照戴铎的吩咐，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通过客栈掌柜，将一份抄录了“太子与蒙古台吉密约”核心内容、并附有那枚仿制令牌图样的匿名揭帖，辗转送到了都察院一位以耿直敢言、且对太子近年行事颇有微词的御史家中。这位御史姓钱，素以“风闻言事”著称。收到这份来历不明、却内容惊悚的揭帖，钱御史惊疑不定，既感事体重大，又恐是有人构陷。他秘密寻来相熟的笔迹鉴定先生和熟悉关外事务的同僚暗中参详，那仿造的太子笔迹和“密约”中提及的蒙古部落、地理细节，竟皆能对得上几分，不似完全凭空捏造。钱御史心中天人交战，最终“忠君体国”的念头占了上风，加上对太子本就存有看法，遂决定冒险，将此事以“风闻”的方式，含糊其辞却又指向明确地写入了准备在次日早朝呈递的奏折之中。
第二条路，由飞鹰骑中两名最精锐的斥候负责。他们化装成猎户，凭借高超的潜行技艺，绕过官道哨卡，于正月十四深夜潜入京城。他们的目标，是设法接触到康熙身边最得用的太监之一——魏珠。魏珠虽不如李德全地位尊崇，却是专门负责为康熙搜集市井消息、监听百官动态的耳目，与粘杆处暗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曾受过胤禛的恩惠。两人费尽周折，通过一个在茶楼说书、实为粘杆处外围眼线的老头，将一枚蜡丸（内藏“太子索要‘惑心散’密令”的抄本及半块玉环的拓印图样）和一封简要说明“证据来源”（指向“药香堂”逃亡心腹）的密信，塞进了魏珠在宫外一处宅邸门房的日常采买篮中。魏珠看到蜡丸内容，吓得魂飞魄散，深知此事牵涉之巨。他不敢隐瞒，又无法直接面呈康熙（因无确凿证据，且涉及太子），思忖再三，将蜡丸内容稍作修饰，以“坊间诡异流言”的形式，夹杂在次日清晨向康熙汇报“京师动态”的例行口述中，“不经意”地提了几句。康熙当时正为太子与胤禛的官司心烦，闻言只是眉头微蹙，未置可否，但眼中那瞬间掠过的凌厉与深思，却让魏珠心中打了个突。
第三条路，则是由岳钟琪亲自挑选的一名心腹校尉，名叫韩勇，执行“敲登闻鼓”的任务。这是最冒险、也最可能引起轰动的一步。正月十五午时，正值佳节，京城最热闹之时，韩勇一身普通百姓装扮，怀揣着那份与蒙古台吉的“密约”完整抄本（特意做旧处理），以及一份声泪俱下、指控太子“勾结妖人、谋害兄弟、私通外藩、图谋不轨”的万言“血书”（当然，血是鸡血），突然冲向设于长安右门外的登闻鼓，奋力撞响！
“咚！咚！咚！”沉闷而巨大的鼓声，瞬间压过了街市的喧嚣，传遍皇城内外！守卫兵丁急忙上前阻拦，韩勇却奋力高呼：“草民有惊天冤情，关乎大清国本，太子失德，求皇上圣察！”一边喊，一边将怀中“血书”和“密约”抄本奋力抛洒！纸张如同雪片般飞扬，引得无数百姓、官员驻足围观，场面瞬间大乱！
登闻鼓响，按律必须直达天听。更何况涉及“太子”、“国本”这等骇人听闻的指控。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入宫中。康熙闻讯，勃然震怒，既怒于居然有人敢在元宵佳节、众目睽睽之下以如此方式告发太子，更怒于此事已彻底公开，再无转圜余地！他立刻下旨，命步军统领衙门将击鼓人韩勇并一应“证据”火速押送进宫，严加看管，并严令在场之人不得妄传。同时，急召太子、内阁大学士、九卿、宗人府宗令等重臣，即刻入宫议事！
一场由昌平皇庄深处酝酿而起、真假混杂、虚实相间的风暴，终于以一种最激烈、最公开的方式，在康熙四十九年的元宵节，轰然席卷了紫禁城！
接下来的两日，紫禁城上空仿佛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康熙在养心殿接连召见重臣，秘密审讯韩勇，查验那些散落的“证据”。钱御史的“风闻”奏折也被悄然调阅。魏珠汇报的“坊间流言”与这些“证据”隐隐呼应，更是加重了康熙心头的疑云。
太子胤礽在最初的震惊与暴怒之后，迅速反应过来，指天誓日，声称这一切皆是雍亲王胤禛的阴谋构陷，是“其党羽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他反咬一口，说那“密约”笔迹是伪造，“血书”是无稽之谈，至于那半块玉环拓印，更是无中生有，他从未有此物，定是被人盗用或仿制。他要求与胤禛当面对质，并要求严查伪造证据、诬陷储君之人。
然而，康熙的疑虑并未因太子的辩白而完全打消。那“密约”中提及的蒙古部落，确实与太子门下某些官员有过暗中往来（康熙早有察觉）；“惑心散”之名，更是触动了康熙对张明德一案的敏感神经；而那半块玉环，虽实物不在，但拓印的样式……康熙依稀记得，太子似乎确有一块类似的随身玉佩。更关键的是，韩勇在受审时，一口咬定证据来自“药香堂”逃亡在外的“执事”，并说出了几个只有粘杆处核心人员才可能知道的、关于张明德和“药香堂”的隐秘细节（自然是戴铎和车绾绾精心编造，但掺入了部分真实信息），这让负责审讯的官员和康熙都感到事有蹊跷。
案件陷入了僵局。太子声称被构陷，证据看似确凿却又疑点重重（仿制终究难以尽善尽美，仔细查验之下，笔迹专家和玉器行家还是能看出细微破绽）；胤禛被囚于宗人府，无法自辩，但其门下势力在外“垂死挣扎”的说法似乎也说得通；而那个神秘的“药香堂”和已死的张明德，则成了双方互相攻讦、推卸责任的绝佳工具。
朝堂之上，风向开始变得微妙。原本因太子发难、胤禛被囚而一面倒向太子的局势，因这突如其来的“证据”和公开告发，出现了松动。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开始观望，一些太子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担心太子是否真的不干净，会不会引火烧身。而少数原本就同情或暗中支持胤禛的官员，则仿佛看到了希望，开始小心翼翼地活动，试图为胤禛说话，或至少，让调查更加“公正”。
康熙被弄得焦头烂额，既恼怒于儿子们的争斗已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更震怒于此事已严重损害了皇室和朝廷的威严。他一方面加派心腹，严查“证据”真伪及来源，另一方面，对太子和胤禛的看管都更加严密，并严厉申饬朝臣，不得妄议此事，违者重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康熙试图控制局面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出现了。
正月十七，被罚“闭门思过”的抚远大将军、十四阿哥胤禵，突然递牌子请求觐见！理由是其“闭门”期间，反复思量西北军务及京中近日流言，有“紧要军情”及“肺腑之言”需当面陈奏皇父！
康熙正在烦闷之际，闻听胤禵求见，本不欲理会。但“紧要军情”四字触动了他。西北虽暂定，但善后未稳，胤禵毕竟是前线主帅。犹豫片刻，康熙还是下旨，召胤禵于养心殿西暖阁单独觐见。
谁也不知道胤禵在暖阁中对康熙说了什么。只知他进去时面色凝重，出来时眼圈微红，神情却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而康熙在胤禵离去后，独坐良久，脸色变幻不定，最终长长叹了口气，对侍立一旁的李德全道：“传朕口谕，雍亲王之事，着三法司并宗人府，秉公会审，不得偏私。太子……暂回毓庆宫，无朕旨意，不得出宫门一步。另，着人仔细查访那个击登闻鼓的韩勇背景，以及……所有与‘药香堂’、张明德余孽有牵连之人，无论涉及谁，一查到底！”
这道口谕，看似依旧不偏不倚，实则已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胤禛从“严加看管”变成了“秉公会审”，意味着有了公开自辩和调查的机会；太子从“闭门反省”变成了“不得出宫门一步”，形同软禁，限制更严；而调查的重点，悄悄从“伪造证据构陷太子”，转向了“查访‘药香堂’、张明德余孽”，这无疑对太子更加不利，因为太子与张明德的关联，本就是此案中最致命的疑点之一！
胤禵的觐见，如同在僵持的天平上，投下了一颗看似微小、却足够改变平衡的砝码。他究竟对康熙说了什么？是如实汇报了西北军中可能听到的、关于太子与某些将领往来过密的传闻？还是以“旁观者”和“受害者”（被胤禛“打压”的边将）的身份，暗示了太子可能的不轨？抑或是……他选择了站在康熙维护“大局稳定”的立场上，给出了某种能让康熙暂时平息纷争、集中调查“邪术余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