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亮时，车厢里响起推销声。列车员推着小车，高声兜售“康宝乐”牌太空杯——今年流行的印花塑料杯，杯壁印着广州“小蛮腰”效果图，那是2000年广州新电视塔刚动工的招标方案，还只是一根细细的线稿，却已被商贩嗅到商机。红儿望着那只杯，忽然想起母亲屋里也有一只类似的搪瓷缸，杯底磕掉一块瓷，露出乌黑的铁坯，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她别过脸，拒绝让思绪继续蔓延。

列车员经过她身边时，风带起一股廉价茉莉香精味，她胃里一阵翻涌，却只是干呕——她已经二十小时没进食了，胃酸灼得喉咙发苦，却舍不得买盒饭。五块钱一份的盒饭里有半个咸鸭蛋，她得留着钱，到了广州还要找住处。

窗外，天色由蟹壳青变成鸭蛋青，再变成掺了水的淡蓝。2000年的清晨没有雾霾，只有露水蒸腾的雾气，浮在远处的苹果园上空，像一条缓缓流动的乳白河流。红儿把额头重新抵回玻璃，在越来越亮的晨光里看见自己的倒影：左颊那道月牙形疤被玻璃放大，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她抬手遮住，却遮不住眼底的青黑。

列车广播再次响起：“广州站即将到达，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她心脏猛地收紧，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呼吸变得急促。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考验不是逃离，而是抵达；不是疼痛，而是疼痛之后如何继续疼痛地活下去。

列车缓缓减速，铁轨发出“吱——”的长鸣，像一声悠长的叹息。红儿站起身，双腿因久坐而麻木，她不得不抓住座椅靠背，指甲陷进肮脏的人造革。那一刻，她想起卫生院里那把剪刀，想起竹床上滚烫的毛巾，想起自己血淋淋地滚下山坡时，身旁那一片冷眼旁观的枯草。她深吸一口气，把书包背带往肩上提了提，像把即将滑落的命运重新扛回肩头。车门打开，湿热的风裹挟着汽油味、烤肠味、茉莉花香精味扑面而来，她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

2000年8月18日，清晨5点52分，广州站。

她落地的一刻，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发出沉闷的回响，像一口被敲击的铸铁钟，声音不大，却震得耳膜生疼。她不知道钟声是哀悼，还是宣告；她只知道，从今往后，她的每一步都将踏在刀尖上，而刀尖之下，没有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