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5日，广州“上社”握手楼。凌晨四点，红儿在昏暗的灯光里醒来——15瓦白炽灯彻夜亮着，灯罩上粘满飞蛾的干尸，像一层叠一层的旧痂。她先把枕头底下那本活期存折摸出来，翻开：四百零七元六角，页脚被汗水浸得发软。再掀开记账本（速写本反过来用的），一行行铅笔字瘦得像饿慌的蚂蚁：

8月18日：盒饭2元，馒头0.5元，牙膏3.8元

8月19日：创可贴1元，凉水0.2元，公交0.5元

8月20日：姨妈巾4.5元（夜用加长，量还是很多）

……

8月24日：余额337.4元

铅笔尖在“4”字上顿住，她喉咙发紧——照这个速度，再有一周就得断粮。广州的消费像看不见的手，拽着她往深渊里拖：一碗最便宜的肠粉一块五，一天只吃两顿也要三块；握手楼月租两百，押一付一，房东胖女人天天催“不够钱就搬出去”；还有洗澡用的煤油炉、桶装水、灯费……每一笔都像钝刀，割得她半夜醒来数心跳。

天一亮，她揣着身份证和建筑工招工传单出了门。传单是她在菜市场捡的，上面印着“急招小工，包吃住，日薪二十五”，底下手机号被污水晕开，只剩“天河棠下”四个字依稀可辨。

她转了两趟公交，一路问人，终于在一片尘土飞扬的工地前停下——没有大门，只有两根水泥桩子绑着“施工重地，闲人免进”的木牌，旁边低矮的工棚用石棉瓦搭成，门口吊着一只高音喇叭，正放《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沙哑的嗓音混着电钻声，刺得她鼓膜发痒。

工棚门口聚着十几个等活的男女，大多皮肤黝黑，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灰浆。

红儿一靠近，立刻感到几道目光粘上来——像热年糕，又湿又烫。一个戴安全帽的中年男人朝她吹口哨：“学生妹？走错门了吧？”说着伸手来拿她身份证，指尖在她掌心故意划了一下。她猛地缩回，身份证边缘在虎口勒出一条白痕，生疼。男人不恼，反而笑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怕啥？我又不吃人。”周围几个男人跟着哄笑，声音像钝器敲在她耳膜上。

工头来了，叼着“双喜”烟，用钢笔在她名字后面画勾，随手一指：“女的去后面拌砂浆，日薪二十，不包早餐。”说完冲她吐了个烟圈，薄荷与焦油味扑在她脸上，像又一记耳光。红儿咬牙跟上，心里却松了口气——拌砂浆离那群男人远些，她只求卖力气换口饭。

工地后方堆满黄沙水泥，太阳一晒，粉尘蒸腾，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雾。她戴上两层纱布口罩，口罩是药店最便宜的那种，四毛钱一个，戴半天就黑透。铁锹柄粗糙，磨得她掌心起泡，泡破了，沙粒钻进肉里，每一次用力都像在伤口上撒盐。

正午的日头毒辣得像蘸了辣椒水的鞭子，抽在工地每一寸裸露的水泥地上。工棚里，五十多个汉子光着膀子，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在裤腰上洇出深色的印子。她排在打饭队伍的最末，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校服T恤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裤腿卷到小腿肚，露出一截被晒得泛红却又倔强挺直的脚踝。

大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赤膊系着一条油亮的黑围裙，见是她，眼皮都懒得抬，勺子在菜盆里敷衍地一搅，舀起半勺茄子——与其说是茄子，不如说是酱油汤里沉浮的几片黑色软物。米饭倒是给得大方，满满一勺扣在搪瓷缸里，活像座冒着热气的坟包。菜汤表面浮着一层油膜，两只死苍蝇泡得发白，鼓胀的尸身在浑浊的液体里打转，像两粒被泡烂的黑豆。

她一言不发，用筷子尖小心翼翼地挑出苍蝇尸体，甩在脚下那片被踩得发黏的泥地上。周围响起稀里呼噜的咀嚼声，汉子们用铁锅般的大手抓着馒头，汤水洒得到处都是。她低头猛扒饭，牙齿机械地碾碎米粒，喉头艰难地吞咽——不能剩，剩了下午就没力气。

刚咽下一口带着霉味的馊饭，一只布满老茧如砂纸般的大手猝然攫住她大腿。青筋虬结的手背剐蹭牛仔裤布料，发出刮骨似的沙响。她浑身汗毛倒立，每一寸皮肤都骤然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