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服装厂那间充当临时指挥所的小会议室里，空气沉闷。

春末夏初的燥热，混杂着旧家具的霉味，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工作组进驻厂里已经大半天，基本情况初步掌握后，周延璋便下令将办公地点移到了这里。

会议室的窗户大敞，却吹不进几丝凉风。

靠墙根歪歪扭扭垒着一排半人高的麻袋和纸箱，里面是厂里搬来的历年工资表、考勤记录和岗位津贴发放清单。纸张泛黄发脆，字迹潦草模糊，像一座沉默的废墟，无声诉说着这个厂子混乱的管理和积重难返的困境。

这些就是计算安置补偿所需的基础数据，庞杂、混乱，令人望而生畏。

周延璋坐在会议桌主位，深灰色中山装外套随意搭在旁边空椅的椅背上，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中间，露出一段线条利落、肤色微深的手腕。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工人要的不是空话，是公平具体的补偿方案，不能为了省事一刀切，必须区分工龄、贡献。”

坐在会议桌对面的三位厂领导面面相觑，额头见汗。

这个年轻的周组长，几句话就戳破了所有虚价掩饰，直指冲突爆发的根源。之前为什么要搞一刀切的方案，还不就是因为这样最方便省事。

张主任朝一旁的李副厂长递着眼色，李副厂长只能硬着头皮指着墙边的资料，脸上一副豁出去了的表情说道：“周组长，厂里搞一刀切，真不是为了图省事。我们真的是能力有限，就那些资料，我们也是让财务科和办公室的人整理过，可也没人能统计明白。”

周延璋没有反驳，只是静静的听着，这位李厂长虽然是在推卸责任，但说的也是真实情况。逼着厂里承认错误并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也不是工作组下派的目的。

“我们工作组既然来了，数据统计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周延璋的一句话让厂里领导都放下了心，他们就怕工作组只监督不干事。

“但我需要厂里面给与我们全面的配合，这有没有问题？”

面对周延璋的询问张主任三人连忙点头：“没有问题，保证全力配合省工作组的工作。”

“好，那大家都开始吧。”周延璋不再多说，结束了和厂里领导班子的谈话。

厂里的人离开了，周延璋和组员一起开始翻阅资料，他低着头，微蹙着眉，快速翻阅着手里一沓厚厚的报表，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他低垂的眼睫和挺直的鼻梁上投下一小片安静的阴影。

周延璋不说话，并没有降低他的存在感，他的沉默反而让整个会议室的气压都有些低。

刘主任坐在周延璋左手边，面前摊着笔记本，时不时低声和旁边一个年轻干事交流几句，眉头拧成了疙瘩。

年轻干事叫陈维东，二十出头，真正的大学生毕业。脸上还带着点没褪尽的学生气，此刻正对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抓耳挠腮，忍不住低声抱怨：“这……这怎么算？工龄断档的、工资标准变来变去的、岗位津贴发放记录不全的……这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周延璋头也没抬，手指在自己手里报表的某一页点了点，声音里没有急躁，“九一年第三季度到九二年第一季度，厂里效益下滑，基本工资发放记录混乱。但岗位津贴和加班费这一块，这三个月是单独造册的，去找劳资科对应的那份明细表来核对。”

陈维东愣了一下，赶紧去墙角的麻袋里翻找起来。

刘主任眼神堆笑地看了周延璋一眼，“组长眼尖，这关键点抓得准。”

陈维东还在翻找明细表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苏青禾拿着一叠纸站在门口，阳光在她身后勾勒出纤细的轮廓。

“周组长，刘主任，你们要的书面材料，我整理好了。”苏青禾的声音清晰平和，像一缕清爽的凉风注入了黏腻的空气。

周延璋抬起了头，两人目光相撞，苏青禾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无形压力兜头罩下。

周延璋的眼神很静，像深潭，表面无波无澜，深处却仿佛蕴藏着能轻易穿透一切表象、洞悉本质的锐利。

苏青禾率先移开的视线，目光落在周延璋的手腕上。

那里戴着一块表，金属表链，简洁的表盘，是一个瑞士入门级品牌。价格相对亲民，算是一个低调务实的牌子，不算多高端，但却不是一个普通年轻干部能轻松拥有的。

可戴在周延璋手腕上，给苏青禾的感觉确是有些……朴素。

对，就是朴素。与周延璋自身沉稳的气场相比，这款表带戴在他手腕上只是被赋予了工具价值，没有任何象征意义。

一个能在这样年轻的年纪，就带队处理红旗厂这种级别烂摊子的人，他所处的环境、身后的能量、以及自身所代表的价值，早已超越了任何可以用标签定义的外物。

这个周组长的优越，不在于他戴了什么，而在于他本身，就是那个层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