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来了。

清华的寒假比高中长得多，从一月中旬到二月底，整整六周。林竞打包行李的时候，发现自己带回家的东西比暑假少了一半——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电磁学》，一个笔袋，和那支护唇膏。周叙白发消息问他寒假有什么计划，他说：“学习。”周叙白说：“我也是。”

“学什么？”林竞问。

“《电磁学》。你呢？”

“也是《电磁学》。”

“那我们学同一本书。”

“嗯。”

林竞看着“那我们学同一本书”这行字，觉得这句话很轻，轻到像一片雪花，落在屏幕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他又觉得这句话很重，重到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会激起一圈一圈的、持续的、不可逆的涟漪。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房间，不同的书桌前，翻着同一本书的同一页，做着同一道题的同一个步骤，想着同一个物理定律的同一个表述。这种“同时性”不是巧合，而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如何度过时间”的选择。

回到家，林竞的生活恢复了高中的节奏。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开始看书，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做题。他的书桌上摊着那本《电磁学》，旁边放着一沓草稿纸和那个笔袋。笔袋的夹层里有那些纸条，已经被翻了很多遍，边角有些磨损，但字迹依然清晰。

他翻开书，找到上次读到的地方——第四章，静磁场。毕奥-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磁矢势。这些概念比力学更抽象，需要更多的空间想象力和数学工具。他读得很慢，有时候一页要读三四遍才能理解，有时候一个公式要推导五六遍才能跟上作者的思路。他在草稿纸上一步一步地写，不跳步骤，每一个等号都检查一遍。这是周叙白的方法，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方法。

写到第三遍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高中的时候，从来不会把一道题做三遍。他做一遍，对了就过，错了看答案，看完觉得自己懂了，就再也不碰。但现在他会把一道题做三遍——第一遍理解题意，第二遍找到方法，第三遍验证答案。他不知道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也许是从那本笔记本开始的，也许是从那些纸条开始的，也许是从某个人说“你的方法跳了两步”开始的。

手机震了一下。周叙白的消息：“读到哪了？”

“第四章。毕奥-萨伐尔定律。”

“我也是。”

“你读到哪一节了？”

“4.3，运动电荷的磁场。”

“我还在4.2。你比我快。”

“不快。我只是读得比你早。早上六点就开始了。”

林竞看了一眼时间，早上九点半。周叙白已经读了三个半小时。他想起高中的时候，周叙白也是最早到教室的那个，永远比他早十分钟，永远在他之前翻开课本。那时候他觉得这是一种竞争——比谁更努力，比谁花的时间更多。现在他不这么想了。那不是竞争，那是一种节奏。一种属于周叙白的、稳定的、不可动摇的节奏。他不需要和别人比，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而林竞只是碰巧走在了同一条路上。

“你每天几点起？”林竞问。

“六点。”

“寒假也六点？”

“寒假也六点。”

“你不累吗？”

“累。但累和起不起得来是两回事。”

林竞看着这行字，觉得它很像周叙白这个人——精确，理性，不留余地。累是状态，起床是行动。状态可以存在，但行动不能停止。这就是周叙白的方式，用意志力碾压一切不舒服的感觉，用行动覆盖一切负面的状态，用“应该”取代一切“想要”。

“周叙白。”

“嗯。”

“你偶尔也可以睡懒觉。”

“不需要。”

“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是可以。”

对方正在输入。闪了一下。停了。又闪了一下。最后一条消息：“你是在关心我吗？”

林竞看着这行字，想起高中时在教室里，周叙白也问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候他的回答是“我没在安慰你”，那是一句假话。现在他不想说假话了。

“是。”他打字。

对方正在输入。闪了很久。闪了又灭，灭了又闪。最后一条消息：“好。明天我睡到七点。”

林竞看着“好”字，笑了一下。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看书。阳光从窗户射进来，落在书页上，把那些公式和推导过程照得很亮。他觉得自己的心情和这阳光很像——明亮，温暖，没有任何阴影。

腊月二十九，林竞的母亲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饺子馅拌好了，韭菜鸡蛋的，放在冰箱里。鱼买回来了，鲤鱼，养在水盆里，偶尔扑腾一下，溅出一地水花。林竞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忙碌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

“妈，今年除夕，我能不能不在家吃？”

母亲的手停了一下。她转过身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林竞注意到她的眼神变了——不是生气，不是惊讶，而是一种更复杂的、类似于“果然如此”的东西。

“去哪？”她问。

“北京。”

“去找周叙白？”

林竞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母亲看了他一眼，那种“你以为我不知道”的眼神。她转过身，继续切菜，刀落在案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声响。

“你每次提起他的名字，声音都会变。变得轻了，慢了，像在说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你从来没对任何人这样过。”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去吧。火车票买了吗？”

“还没。”

“现在买。除夕的票不好买。”

林竞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口。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所有的词都不够用。谢谢，对不起，我爱你——这些词都太轻了，轻到像一片羽毛，落不到任何实处。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脑，买了去北京的车票。

除夕那天，林竞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高铁到北京。车厢里人很少，大部分人都在家过年了，只有零星几个和他一样逆流而上的旅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觉得那些景色像一帧一帧的电影画面，从他的眼前滑过，留不下任何痕迹。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周叙白的消息：“上车了吗？”

“上了。”

“几点到？”

“两点四十。”

“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过去。”

“我去接你。”

林竞看着这四个字，没有再拒绝。他知道周叙白说“我去接你”的时候，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做出的决定。就像他说“食堂每天都有排骨”一样，是一个事实，不需要讨论，不需要确认。

两点四十，火车准时到达北京南站。林竞走出站台，在出站口的人群里一眼就看见了周叙白。他穿着深色的羽绒服，围着那条灰色的围巾，手里拿着保温杯。站里的暖气很足，他的脸有些红，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你等了多久？”林竞走过去。

“不久。二十分钟。”

“你二点二十就到了？”

“嗯。”

林竞看着他，没有说“你不必来这么早”，因为他知道周叙白的答案会是“我想来”。他想来，所以他来了。就这么简单。周叙白的世界里没有“不必”，只有“想”和“不想”。想做的事情就做，不想做的事情就不做。至于“应该”和“不应该”，那是另一套系统，运行在更深的地方，平时看不见，只在某些关键时刻才会启动。

“走吧。”周叙白接过林竞的行李箱，转身往外走。

林竞跟在他后面，走出北京南站。外面的空气很冷，冷到他的脸在一瞬间就失去了知觉。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肺被冻住了，像两块冰冷的石头。但那种冷不是负面的，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他这是北京，提醒他这是冬天，提醒他这不是梦。

周叙白的家在清华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走路大概二十分钟。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在研究所，父亲在大学，家里的布置简洁而有条理，像周叙白这个人一样——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必要的杂物。

“你爸妈呢？”林竞换了鞋，走进客厅。

“回老家了。姥姥身体不好，他们回去照顾。”

“那你一个人过年？”

“还有你。”

林竞看着他，觉得“还有你”这两个字很轻，轻到像一口气，呼出去就散了。但他又觉得这两个字很重，重到像一块铁，沉在他的胸口，让他有些喘不过气。周叙白的父母回老家了，他一个人在北京，但他没有说“我一个人过年”，他说“还有你”。因为他知道林竞会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也许是从林竞买票的那一刻，也许是从林竞说“今年除夕我能不能不在家吃”的那一刻，也许是从更早的时候——从那个楼梯拐角，从那本笔记本，从那些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