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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安静了很久。
安静得能听见电脑主机的嗡鸣声。
安静得能听见吴小糖压抑的呼吸声。
安静得能听见徐寄遥眼泪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一滴，一滴，一滴。
吴小糖看着她的背影，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俞彩虹轻轻摇了摇头，示意她别说话。
应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然后，徐寄遥站起来。
她没有看任何人，直接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门“砰”的一声关上。
紧接着，里面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
那声音很大，大到隔着一扇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压抑的抽泣，不是无声的流泪，是真正的、彻底的、像要把三十年积压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的那种大哭。
吴小糖愣住了。
她从没见过徐寄遥这样。
应宽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没有动。
俞彩虹轻轻叹了口气，眼眶也红了。
三个人坐在外面，听着里面的哭声。
谁也没有说话。
谁也说不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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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了很久。
久到吴小糖以为她会一直哭下去。
但哭声终于停了。
屋里安静下来。
徐寄遥坐在床边，眼泪还在流，但已经不出声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有何久红的话，一遍一遍地转。
“你会后悔的。”
她闭上眼睛。
然后，那些话开始慢慢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更久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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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小时候。
八岁那年，她考了全班第一，拿着奖状跑回家。
“妈！我考了第一名！”
何久红看了一眼，淡淡地说：
“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全校第一。”
她愣住了。
奖状还在手里，但已经不香了。
十岁那年，她参加绘画比赛，得了二等奖。
何久红说：
“二等奖？一等奖是谁？”
她说了一个名字。
何久红撇撇嘴：
“那个孩子我知道，人家一直都是年纪尖子生，你呢？你能比得上吗？”
她低下头，没说话。
十二岁那年，她帮何久红做家务，把地拖得干干净净。
何久红回来，看了一眼，说：
“地拖了？那窗户擦了吗？”
她说没有。
何久红说：
“做事做一半，有什么用？”
她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想，也许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于是她更努力了。
但不管她怎么努力，何久红永远不满意。
考好了，是应该的。
考差了，是她的错。
做对了，没人夸。
做错了，第一个骂。
她以为是自己不够好。
直到很多年后，她学了心理学，才知道有一种人格叫NPD：自恋型人格障碍。
她对照着那些描述，一条一条看下来。
“需要持续的赞美和关注。”
“缺乏共情能力。”
“善于制造道德绑架。”
“通过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永远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她看着那些文字，手在发抖。
原来不是她的错。
原来她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让何久红满意。
因为何久红需要的不是她的优秀，而是她“永远不够优秀”的状态。
只有这样，何久红才能继续站在道德高地上，继续指责她，继续扮演那个“为女儿操碎了心”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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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想起那些年，家里的气氛。
每次她和爸爸聊得开心，笑声大一点，何久红就会突然出现。
要么挑她的刺，要么挑爸爸的刺。
“你作业写完了吗？在这儿笑？”
“你那个工作怎么样了？还有心思聊天？”
气氛瞬间就冷下来。
她和爸爸对视一眼，都不敢再说话。
何久红满意了。
她不知道那时候的何久红在想什么。
但现在她懂了。
何久红需要那种“被冷落”的感觉。
需要那种“你们都不管我”的叙事。
只有在这种叙事里，她才能继续扮演受害者，继续索取关注，继续让所有人都围着她转。
这是一种病。
一种让全家人都活得很累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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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她事业最低谷的时候，在她被全网骂得最惨的时候，在她最需要有人站在她身边的时候。
何久红来了。
带着谩骂，带着指责，带着“你看吧，不听我的，现在后悔了吧”。
没有一句安慰。
没有一个肯定。
甚至没有一个正常的、母亲该有的拥抱。
她想起何久红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帮的那些人呢？怎么不出来帮你说话？”
“你要是听妈的话，能有今天吗？”
没有一句是问她“你还好吗”。
没有一句是问她“你累不累”。
只有指责。
只有“你错了”。
只有“你对不起我”。
她闭上眼睛。
眼泪又流下来。
但这一次，不是伤心。
是终于看清之后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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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起来，走到洗手间。
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肿，脸色苍白，狼狈得很。
她用毛巾擦干脸。
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你没错。”
她轻声说。
“你没错。”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三个人都看着她。
吴小糖的眼睛红红的，明显也哭过。
应宽站在那里，看着她。
俞彩虹轻轻点了点头。
徐寄遥走到电脑前，坐下。
“应宽，数据。”
应宽点点头，把电脑转过来。
屏幕上，是这几天的舆情数据。
营销号、自媒体、水军账号，密密麻麻。
徐寄遥看着那些数据，眼睛慢慢眯起来。
她想起何久红的话。
“你会后悔的。”
她不会后悔。
但她会让那些人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