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刘主任说。

这两个字，冷静、利落，也残忍到了极点。

“任务没有结束，信息还在保密管控范围内。能告诉你的，只有刚才那些。”他顿了顿，语气稍微软了一点，“但我可以再给你一句个人判断——程飞不是那种会轻易把自己折进去的人。只要没有确认性的伤亡报告，我就相信他还在想办法归建。”

我盯着他，眼前一片发花。

“所以我现在只能等，是吗？”

刘主任没说话。

可他的沉默，已经是答案了。

一旁的杨熙扶着肚子坐在椅子上，眼圈红得厉害。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刘主任，终于小声开口：“那……今天领证的事……”

屋里一下子静了。

连空气都像凝住了一秒。

刘主任把目光别开，低声说：“先缓缓吧。”

先缓缓吧。

多轻的一句话，却像把今天从早到晚所有没落地的期待，统统碾碎了。

我慢慢低头，看见自己手里还攥着那个透明文件袋。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照片，整整齐齐，都在。程飞把它交给我时，动作那么郑重，像是把一个确定无疑的承诺也一并交到了我手里。

我在接待室里站了很久，久到腿都开始发麻，才终于哑着嗓子问了一句：

“如果他回来，会知道我来过吗？”

刘主任点头：“我会告诉他。”

我闭了闭眼，轻轻“嗯”了一声。

走出接待室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营区里路灯一盏一盏亮着，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带着草木和机油混杂的味道。杨熙撑着腰陪我慢慢往外走，一路上几次想说话，最后却都只是伸手握了握我的手。

到了门口，她才低声说：“对不起，我不该一慌就说成‘出事了’。”

我摇了摇头。

“不怪你。”

是我自己也早就被吓坏了。

一个人从民政局门口等到天黑，再被一句“跟我走，程飞出事了”拽走，谁还能在那一刻保持完全的清醒？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误会。而是后来我终于明白，对程飞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

那之后的日子，像忽然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照常上班，照常出外采，照常在直播前补妆、对稿、试话筒。镜头里的我依旧语速平稳、条理清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只有我自己知道，手机永远调在最大音量，永远放在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

洗澡时搁在浴室门边，睡觉时压在枕头旁边，出采访车时也先确认一遍信号和电量满格。

有时候半夜风吹动窗帘，手机屏幕被碰亮一下，我都会猛地惊醒，抓过来看一眼。

可没有。

还是没有。

没有电话，没有短信，没有一句“我回来了”。

最开始那几天，我还会忍不住问刘主任。后来问得多了，连他都只剩下一句几乎固定的回答：

“还在任务周期内。”

这七个字，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把我隔在外面。

我学会了不再追问，也学会了带着一种悬而未决的心情去生活。

那份去民政局用的文件袋，被我原封不动地收进抽屉最里面。白裙子也收了起来，只有锁骨间那枚深蓝色的陨石吊坠，我一直戴着，连睡觉都没摘。

贴在皮肤上时，像一个无声的提醒——

程飞还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执行一场我不能问、也不能靠近的任务。

而我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等他回来。

……

就这样，一等，就是三个月。

直到有一天，我去采访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某品牌早餐奶造成多名儿童食物中毒，几个孩子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

新闻做完的时候，我和杨熙一起从医院出来。走廊里弥漫着熟悉的消毒水味，呛得人胸口发闷。我坐进采访车，低头一看，手机上躺着一个未接来电。

是李杰。

那天不是周日，他却用私号给我打了电话。

那一瞬间，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