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市的流感疫情，根本就是一场人为炮制的恐慌。

黑心经销商买通了几个无良的自媒体，在网上大肆渲染病毒的致死率，硬生生把一支成本几十块的普通流感疫苗，炒到了一万五的天价。当地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医院里每天都有为了抢药大打出手的家属。

到了W市的第一医院，我和杨熙凭着做社会新闻多年的经验，伪装成病人家属，顺利偷拍到了一手的高清交易画面和暗访录音。

拿到铁证，我们火速撤回酒店，准备把素材传回台里。

刚进房间连上电脑，楼上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那是防盗门被暴力踹开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粗暴的叫骂：“那两个市里来的记者呢？查房号！”

我和杨熙瞬间对视了一眼，汗毛倒竖。这伙人是冲着我们来的。

当记者久了，在黑恶势力边缘疯狂试探的次数多了，随机应变几乎成了本能。

“分头跑！”

我一把拔下摄像机里的备份存储卡，冲进卫生间，死死按进一块刚拆封的香皂里。然后我抓起香皂，杨熙抱着那台没了存储卡的空摄像机，同时冲出了房门。

不到一分钟，我们所住的楼层就传来了电梯“叮”的响声。

我的方向感一向很烂，慌不择路地跑到了走廊尽头的死胡同。猛地一推，消防通道的门被挂了把大铁锁——绝对是这帮人提前踩点干的！

旁边的几个房间无论我怎么疯狂按门铃，里面都死寂一片。

前方无路可走，走廊那一头追兵的脚步声已经逼近了。这次是真的插翅难飞了。

我余光瞥见窗台上摆着一盆巨大的发财树。我咬了咬牙，迅速刨开上面的泥土，把那块包着存储卡的香皂死死按进了花盆最深处，重新盖好土。

事实证明，在绝对的暴力面前，两个女人的反抗是徒劳的。

杨熙在楼梯拐角被堵住了，我们俩一块被带下了楼，粗暴地塞进了一辆没有牌照的破旧面包车里。

车子在颠簸的土路上开了很久，久到天都彻底黑了，才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子里停下。我们被推进了一间散发着霉味的破平房里。

带头的大哥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他阴沉着脸，逼问了好几遍存储卡的下落。我和杨熙咬死不松口，只说东西已经传回台里了。

胖子失去了耐心，叫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给我们搜身。

她粗暴地把我们俩的手机、证件、钱包、钥匙全都掏出来，哗啦啦地扔在缺了腿的木桌上。没有读卡器，更没有内存卡。

“妈的，肯定还藏在酒店房间里！”胖子骂了一句，转头吩咐那个妇女，“你在这儿看死她们俩，我们回酒店搜！”

面包车轰鸣着开走了，留下那个妇女看守我们。过了一会儿，院子里有人喊她去吃饭，她找来两根粗麻绳，把我和杨熙的手脚死死捆在椅子上，锁上门出去了。

杨熙急得满头是汗：“怎么办？我的手机掉在酒店走廊了！”

我盯着那张破木桌，眼睛亮了。

那个妇女刚才搜完身，只拿走了钱包，却把我的旧手机遗落在了桌角。一看就是群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贼，典型的乌合之众。

“别慌。”

我被绑着手脚，像只毛毛虫一样，拼尽全力连人带椅子蹦到了桌子前。

那个看守的妇女毫无反侦察经验，她只是用粗麻绳把我的双手死死捆在了一起，并没有把我反绑在椅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