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远倒台后的第十天，朝堂上的权力格局开始重新洗牌。

户部侍郎梁仲文被拿下后，户部几乎被连根拔起。韩德茂倒了，梁仲文倒了，下面还有一堆郎中、员外郎被革职查办，整个户部衙门空空荡荡，连批阅公文的人都凑不齐。

萧景琰从翰林院和六部抽调了一批年轻官员去填补空缺，但这些新人资历浅、经验少，短期内根本撑不起来。

户部不是唯一受影响的地方。崔文远在朝中经营三十年，门生故吏遍布六部九卿、科道言官。虽然大部分人都在积极撇清关系，但他们的能力、经验和人脉不会因为撇清关系就凭空消失。

朝堂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人还是那些人，但没有人再敢像以前那样说话、那样做事了。每个人都谨小慎微，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被人扣上一顶“崔党”的帽子。

权力出现了真空。

而真空，总是有人要去填补的。

陆镇山是第一个行动起来的。

他不是那种喜欢搞小动作的人——他是武将出身，习惯了正面冲锋，不喜欢偷偷摸摸。但他的门生和下属们比他灵活得多。兵部的几个郎中开始频繁出入陆府，刑部、工部、甚至礼部，都有人暗中向陆镇山示好。

他们没有明着说“我要投靠您”，但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在朝会上附和陆镇山的意见，在私下场合夸赞陆镇山的为人，在奏折中不露痕迹地提及陆镇山的功劳。

钱牧之是另一种做派。他不投靠任何人，也不拉拢任何人，但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站队是死，不站队也是死，关键是怎么站、站多深。

他选择了表面中立、暗中靠拢皇帝的策略——凡是皇帝支持的，他都说好；凡是皇帝反对的，他都说不好。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策略在崔文远倒台后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赵汝成则表现得更加微妙。他是礼部尚书，裴云昭的顶头上司，但他对裴云昭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他不是不想拉拢裴云昭——裴云昭现在风头正盛，谁不想拉拢？但他拉不下面子。

他是三朝老臣，是礼部尚书，是从二品的大员，让他去讨好一个从五品的郎中，他做不到。于是他选择了等待——等裴云昭来主动示好。但裴云昭从来没有主动示好过，这让赵汝成心中很不是滋味。

朝堂上的博弈，就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一天一天地展开。

萧景琰把这些变化都看在眼里。

他没有急着表态，没有急着填补崔文远留下的空缺，没有急着扶持谁、打压谁。他只是在朝会上多了一个习惯——经常点名裴云昭。

“裴郎中，你怎么看？”

这句话，在短短半个月里，萧景琰说了不下十次。从北境军饷到漕运税收，从科举制度改革到地方官员考核，每一件军国大事，他都要问裴云昭的意见。

裴云昭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出列，把自己能想到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斟酌一番，然后尽量简洁、客观地表达出来。

他的回答往往不长，但每一条都切中要害，既不过于激进，也不过于保守，恰到好处地踩在皇帝能接受的边界线上。

朝臣们从一开始的震惊、不解，渐渐变成了习惯，又从习惯变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每次皇帝点名裴云昭，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因为他们知道，裴云昭的话，很可能就是皇帝的决策方向。

裴云昭对此心知肚明。

这日散朝后，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城南的悦来客栈。姐姐已经回江南了，但他还是习惯性地走到那间客栈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走在朱雀大街上，夕阳照在他身上，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在青石板路面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皇上这是在捧杀我。”他在心里想，“他把我在火上烤，是想让我成为朝堂上的靶子，好分散各方的注意力。

崔文远倒了，朝中各方势力都在盯着那个空出来的位置。皇上不想让任何一方坐大，所以把我推出来，让他们来对付我。这样，他就有了缓冲的时间，可以慢慢布局。”

他顿了顿，继续想道：“陆镇山最近扩张得很快，兵部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钱牧之虽然表面中立，但谁都不得罪，也是一种本事。

赵汝成不阴不阳的，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些人各怀心思，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夹在中间，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

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他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里过了一遍。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话，一字不落地传入了身后一个人的耳中。

陆镇山今天没有坐轿，他步行出宫，想透透气。他走在朱雀大街的另一侧，隔着几十步远，本来不会注意到裴云昭。但他的目光无意中扫过街对面，看到了那个穿着青色官服的年轻背影。

他没有走过去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

然后，裴云昭的心音在他脑海中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