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端着林晚给他倒的茶，慢慢地喝着。他的目光在客厅里游移，从电视看到书架，从书架看到阳台，从阳台看到茶几上那本《一个人的好天气》。他的目光在那本书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这房子一个月租金多少？”父亲突然问。

“六千五。”林晚说。

父亲点了点头，没有说“贵”或者“不贵”。他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探出头看了看楼下的小区花园。花园里有人在遛狗，一只金毛在草地上打滚，主人站在旁边笑。

“小区环境还行。”父亲说，像是在评价一件商品。

“嗯，绿化不错，离地铁站也近。”林晚说。

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林晚。他的表情很严肃，但林晚看得出那严肃底下藏着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是关心，也许是担忧，也许是一种“我女儿一个人在这么远的地方，我不放心”的无力感。

“工作怎么样？”父亲问。

“还行。”

“辛苦吗？”

“有点，但还好。”

对话像上次在老家时一样，简短，克制，点到为止。林晚和父亲之间的对话永远是这样，像两个不擅长游泳的人，只在浅水区试探，从不敢涉足深水区。但林晚知道，父亲想问的不只是工作。他想问“你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想问“你一个人在上海会不会孤单”，想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但这些问题他一个都没问出口，因为他知道林晚不会给他想要的答案，而他不想听到那些让他失望的回答。

那天晚上，林晚睡在沙发上，父母睡在她的床上。和上次一模一样——沙发还是那个沙发，被子还是那床被子，只是这一次，苏晚宁不是“去同学家住”，而是永远地搬走了。林晚躺在狭窄的沙发上，听着母亲从卧室传来的鼾声，一下一下的，像潮水拍打岸边的声音。

她忽然想起苏晚宁说过的话：“你妈对你还是挺好的。”

是啊，她妈对她挺好的。好到她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好到她觉得自己欠了她们一辈子的债，好到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不愿意让她们失望。

但这种“好”，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