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吧。”苏文山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周星星坐下，霞姐坐在他旁边。佣人上来茶，退下。书房里只剩下三个人，和墙上那只古董钟的滴答声。

“阿星，”苏文山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阿霞说，你想见我。有事？”

周星星的手在膝盖上收紧。他看着苏文山，看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突然觉得之前所有的准备，所有的勇气，在这一刻都微不足道。这个人，一句话能让他在香港混不下去，也能一句话让他飞黄腾达。而他，坐在这里，要问一个可能毁掉一切的问题。

“苏叔，”他开口，声音尽量平稳，“我想问您一件事。关于我父亲，周振华。”

苏文山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放下茶杯，看着周星星：

“你父亲啊……是个好武行。身手不错，人也老实。可惜了，走得太早。”

“他是怎么走的？”周星星盯着他。

“意外。”苏文山说，“片场事故，威亚断了，从三楼摔下来。警方有备案，公司也赔了抚恤金。怎么，你母亲没告诉你？”

“告诉我了。”周星星说，“但有人说，那不是意外。”

书房安静下来。霞姐在桌下狠狠掐了周星星一下，但他没动。苏文山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有人说？谁说的？阿星，这个圈子，谣言很多。有人见你红了，想借你炒作，想搞事。你别上当。”

“不是谣言。”周星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推过去。是他父亲和几个武行兄弟的合影，背景是邵氏的片场。照片右下角，有个模糊的人影，站在威亚操控台旁边，手里拿着工具。

“这张照片，是一个老武行临终前给我的。”周星星说，“他说，当年我父亲出事前，和这个人吵过架。因为父亲不肯做危险动作，说威亚有问题。这个人说父亲‘胆小，不专业’。第二天，威亚就断了。”

苏文山拿起照片，看了看，又放下。他的表情依然平静：

“所以呢？你想说什么？”

“这个人，”周星星指着那个模糊的人影，“是苏叔您当年的助理，叫阿强。事故后，他就消失了。有人看见他去了台湾，再也没回来。苏叔，您知道他去哪了吗？”

苏文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阿强啊……当年是跟过我一段时间。但手脚不干净，偷了公司的东西，被我开除了。后来去了哪，我不知道。怎么，你怀疑他动了威亚？”

“我不知道。”周星星也站起来，“但我想知道真相。我父亲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真相？”苏文山转身，看着他，眼神冷了，“阿星，真相就是，你父亲死于意外。警方定了性，公司赔了钱。二十年前的事了，翻出来，对你，对你妈，对所有人，都没好处。你现在红了，前途无量。何必为了一个死人，毁了自己的前程？”

他走回书桌前，坐下：

“而且，就算真是阿强动的手，那又怎样？他可能早就死了，或者躲在哪里，找不到。你花时间花精力去查，最后可能什么都查不到，还惹一身腥。值得吗？”

周星星看着他，看着那张平静但冷酷的脸，突然明白了——霞姐说得对，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因为知道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多一个恨的人，多一份不甘。

“苏叔，”他轻声说，“我父亲临终前，手里攥着这个东西。”

他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个小布袋，倒出一枚生锈的铜钱。是当年拍戏用的道具，上面刻着“邵氏”两个字。

“这枚铜钱，是在他手里发现的。握得很紧，掰不开。后来是我妈用钳子撬开的。”周星星把铜钱放在桌上，“苏叔，您说，他死的时候，攥着这枚铜钱，在想什么？是想说，他这辈子，就演了这么一部戏，就这么死了，不甘心？还是想说，有人害他，他要人记住？”

苏文山看着那枚铜钱，没说话。书房里的钟滴答，滴答，像在倒数。良久，他开口：

“阿星，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你现在退一步，我保你今后在香港顺风顺水，要什么有什么。你进一步，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还失去所有。你选哪个？”

周星星没说话。他低头看着那枚铜钱，生锈了，但“邵氏”两个字，还清晰。然后，他抬头，看着苏文山：

“苏叔，我选退。”

苏文山笑了，那笑里有种“你终于开窍了”的满意：

“好。那就把这件事忘了。好好拍戏，好好赚钱。你父亲的事，我会让人再查查，给你一个交代。但你要记住——从今往后，别再提这件事。对你，对我，都好。”

“我明白。”周星星收起铜钱，站起来，鞠躬，“谢谢苏叔。那我先走了。”

“去吧。”苏文山挥挥手，“阿霞，你留下，我跟你说点事。”

周星星转身，走出书房。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的谈话。他走下楼梯，走出别墅，站在阳光下。天很蓝，风很轻，但他觉得冷，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

司机把车开过来。他上车，对司机说：

“去清水湾片场。”

“周先生，霞姐说让您回公司……”

“去清水湾。”周星星重复，声音很平静，但不容置疑。

司机不再说话，开车。周星星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回放的，是苏文山最后那个笑，是霞姐在桌下掐他的手，是那枚生锈的铜钱，是父亲在照片里年轻的、笑着的脸。

然后，他笑了。不是苦笑，是那种“对，我就是这么傻，但我不改”的笑。

他拿出大哥大，拨了一个号码。响了很久，接通。

“喂？”是林月，背景有火车的声音。

“林记者，”周星星说，“帮我联系北京那边的导演。那部戏，我拍。但有个条件——我要用真的名字，真的时间，真的……人。”

林月沉默了几秒：“你确定？用了真的，就回不了头了。”

“我确定。”周星星说，“有些事，忘了，才是真的死了。我要把它拍出来，让所有人记得。就算这部戏上不了，就算我在香港混不下去，我也要拍。因为这是我欠我父亲的，也是我欠我自己的。”

电话那头，林月深吸了一口气：

“好。那我等你。等你来北京，我们一起，把那部戏拍出来。”

电话挂了。周星星收起大哥大，看向窗外。车已经开上清水湾道，远处，邵氏的片场在阳光下闪着光。那些棚里，还在拍戏，还在造梦，还在重复着成功或失败的故事。

而他，也要去拍自己的戏了。一部可能没人看，但必须拍的戏。

车停在清水湾片场门口。周星星下车，走进三号棚。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阿成在角落里整理器材。

“导演？”阿成看见他，愣了，“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街头霸王》庆功宴吗？”

“不去了。”周星星走到监视器前，坐下，打开机器，调出《街头霸王》的素材。快进，暂停，看着银幕上那个夸张搞笑的自己，然后，他笑了。

“阿成，”他说，“帮我把《喜剧之王》剪掉的那些素材找出来。还有，联系黄少泽，问他有没有兴趣，一起拍一部……不太一样的戏。”

阿成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头：

“好。我这就去。”

周星星坐在监视器前，看着空白的屏幕。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生锈的铜钱，握在手心。很凉，但很实。

“爸，”他轻声说，“你的戏，我来接着演。用真的方式演。”

窗外，阳光正好。

而新的战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