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了。

八月，披汶下台后的第一个月，曼谷的空气里开始出现一些六年未见的东西。华文招牌重新挂了出来，不是大的，是小的，写在店铺门面的角落里，用很小的字。石龙军路拐角的报摊上，华文报纸重新出现了，不是《中原报》——那份报纸的印刷机在四年前被查封后再也没有开过——是新办的，叫《新中原报》。报头用的是同样的字体，同样的排版。卖报的老头把报纸摆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放着臺文画报。画报封面不再是披汶穿军装的照片了。

粿条摊的老板娘把那面挂了四年的大臺国旗取下来了。不是扔掉，是折好，放进抽屉里。木柱上图钉留下的小孔还在，四个角，方方正正的。她站在灶台后面，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有人点牛肉粿条，她问“九层塔要不要”，问完之后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四年来她第一次重新问这句话。

周婶的甜粿恢复了用油纸包。木模的花纹压在油纸上，还是那种老式的、从潮州带过来的模子，压出来的图案在油纸上清清楚楚。她把甜粿交给温憾絮的时候，手在他手背上按了一下。四年来第一次，她的手没有抖。

“他快回来了。”她说。

温憾絮看着手里的油纸包。甜粿的热气透过油纸渗出来，带着糯米和椰浆的香味。

“周婶。”

“嗯。”

“你怎么知道。”

周婶没有回答。她转身走进巷子里。背影比四年前更弯了一些，头发比四年前更白了一些。但她走路的步伐没有变——小碎步，脚跟拖着地，像潮州老家的妇人在田埂上走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