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滨城。这些是他寄给我的信。第一封是一九四零年十二月，最后一封是今年一月。”

温憾絮接过那叠信。橡皮筋已经老化了，在他手指间崩断。信散落在掌心里。他拿起最上面那封。信封上的字迹是张俊生的——工整，撇捺伸展，“张”字的最后一捺拖得比平时长一点。邮戳是滨城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

“他一直在给你写信。”

“不是给我写。”阿乔把化妆箱的搭扣扣好，直起腰，“是写给组织的。自由臺人在滨城有一个联络站，他是联络站的成员。我表兄在manu这边做接头人，信是通过我转的。披汶倒台之后联络站解散了，最后一封信他说要离开滨城，去新加坡。”

她顿了顿。

“他没说去新加坡做什么。但他说了一句话。”

“什么。”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他，告诉他，他在新加坡的地址。”

阿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递过来。温憾絮接过去，打开。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英文的，笔画写得很慢，像是一个不习惯写英文的人一笔一划描出来的。地址下面还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小到几乎要贴到眼前才能看清——

“温憾絮。左脚同时，右脚也同时。”

温憾絮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那里挂着银链，银链上挂着戒指，戒指内侧刻着“W”。纸条放进去之后，三样东西叠在一起——戒指，纸条，心跳。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

阿乔从门槛上站起来，拍了拍旗袍上的灰。她看着南河的方向，河面在三月的暮色里泛着灰蓝色的光。

“他不让。他说，他在滨城做的事，随时可能出事。你来了，你会一起出事。”她把化妆箱拎起来，“现在他离开滨城了。联络站解散了。他安全了。”

她转过身，看着温憾絮。

“去找他吧。”

然后她拎着化妆箱，沿着石龙军路走了。深蓝色旗袍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骑楼的阴影里。温憾絮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他想起九年前，阿乔站在片场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说“你跟他，在戏里是师兄弟。戏拍完了，宣传跑完了，现在你们是什么”。

现在他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