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却不能缝合伤口。当现实的潮水以一种冰冷而决绝的姿态漫上来时，我才发现，自己不过是这喧嚣尘世里，一只试图用羽毛去阻挡洪流的、不自量力的鸟。

大学所在的这座城市，是没有四季的。

至少在我的感知里，它没有。这里没有北方那种凛冽的、能把人骨头缝都冻僵的寒冬，也没有南方那种黏腻的、连呼吸都带着水汽的盛夏。它只有一种永恒的、温吞的、像放了太久的凉白开一样的灰色调。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被脏抹布擦过无数次的玻璃，透不进光，也漏不下雨。高楼大厦像一排排巨大的、冰冷的金属积木，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把天空切割成一条条狭窄的、令人窒息的缝隙。

我租住的地方，在学校后门的一条老巷子里。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墙皮脱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像是一道道未愈合的伤疤。楼道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楼下阿婆炒辣椒的呛味，隔壁夫妻吵架时摔碎的泡面味，还有那种陈年旧家具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木头腐朽味。

我的房间在顶楼，阁楼。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你会看到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塞进了一张单人床、一张二手书桌和一台嗡嗡作响的老式冰箱。斜顶的窗户正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距离近得我甚至能看清对面窗户里，那个秃顶中年男人每天晚上都在看的肥皂剧。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离开家乡后的“自由”。

自由，原来就是孤独的代名词。

开学后的日子，像是一杯被稀释了无数倍的糖水，寡淡无味。中文系的课程松散而空洞，教授们站在讲台上，用一种催眠的语调，讲述着那些早已被无数人解读过无数遍的经典。我坐在阶梯教室的角落里，看着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尘埃在光柱里上下翻飞，像一群无头苍蝇，疯狂而又徒劳。

我看着周围的人。他们像是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精准地在这个名为“大学”的流水线上运转。社团招新时，他们挤破脑袋去抢那几个所谓的“精英社团”；期末考试前，他们通宵达旦地背诵考点，为了那点绩点争得头破血流；到了周末，女生们精心打扮，男生们穿上并不合身的西装，涌向那些所谓的“联谊会”，像是在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蔬菜一样，挑选着未来的伴侣或者是人脉。

他们谈论着考研，谈论着出国，谈论着哪家公司的起薪更高。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精明的、务实的光，像是一面面擦得锃亮的小镜子，只照得见眼前的利益，却照不见远方的星河。

我像个异类。

我依然穿着高中的那件旧卫衣，坐在那里，听着他们口中的“未来”，感到一种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隔阂。我的未来是什么呢？是成为一个没人看的作家，还是成为一个在这个城市里为了房贷而奔波的社畜？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个关于“自由撰稿人”的梦想，在这个充满铜臭味和功利心的房间里，显得那么可笑，那么不合时宜。

陆远偶尔会给我发来邮件。没有问候，没有寒暄，只有那种冷冰冰的学术报告或者实验室的照片。照片里，他穿着白大褂，戴着护目镜，手里拿着烧杯或者试管，背景是那种高科技的、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他的眼神依然平静，甚至比高中时更加疏离。他就像是被那座北方城市彻头彻尾改造过一样，变成了一个精密的、理性的、没有感情的科研机器。

他在邮件里写：“这里的冬天零下二十度，哈出的气瞬间就结冰。实验室很忙，项目很多，没什么时间想别的。”

“没什么时间想别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我的那层幻想气泡。我原本以为，他会像我一样，在某个深夜突然想起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想起那本《飞鸟集》。可他没有。他很好，他忙得没有时间怀旧。原来，被裁断过往的，不止我一个。只是我还在原地舔舐伤口，而他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向了前方。

至于林晓曦，我们在微信上成了“点赞之交”。她发朋友圈的频率很高，照片里的她越来越美，也越来越陌生。精致的妆容，名牌的包包，高档的餐厅。她手腕上那串银铃铛，早已被卡地亚或蒂芙尼的手镯所取代。有一次，她发了张在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88层喝下午茶的照片，配文是：“努力，是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着玻璃幕墙外那片钢铁森林，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我们都在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早已背道而驰。

我开始在这个城市里游荡。

为了逃避那个狭小、压抑的阁楼，我常常在深夜出门。我坐着末班的地铁，看着车厢里那些疲惫的面孔。他们有的妆容花了，有的在打瞌睡，有的盯着手机屏幕发呆。我们挤在这样一个狭小的、飞速移动的金属盒子里，身体贴着身体，呼吸挨着呼吸，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我们像是一群被放逐的魂魄，在这个城市的血管里流动，却找不到出口。

我也会去江边。

那条贯穿了城市的江，浑浊，缓慢，流淌着这座城市所有的秘密和污秽。我站在防洪堤上，看着对岸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斑斓的光影。那些光影明明灭灭，像是无数双眼睛，在窥视着我这个无处可去的流浪者。江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和工业废气的味道。这风不像家乡的风，家乡的风是暖的，带着泥土和麦子的香气。这里的风是冷的，硬的，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脸，也割着我的心。

我就在这样的风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升腾起来，又被风吹散，就像我那些抓不住的思绪。

我开始写我的第二本书。

我试图写一个关于“遗忘”的故事。写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十七岁那年约定要一起去南极看企鹅，结果男孩去了北极，女孩留在了赤道。我写得极其痛苦。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我越是想描绘那种深情，笔下的文字就越是显得苍白无力。我发现，我根本写不出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了。不是因为我不痛了，而是因为我痛得麻木了。

我的编辑，一个声音沙哑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那头毫不留情地批评我：“顾西辞，你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无病呻吟！现在的市场需要的是爽文，是逆袭，是那种打脸的快感！谁要看你这种阴郁的、关于青春回忆的破烂？”

他把我的稿子贬得一文不值。

我握着听筒，听着他那边嘈杂的背景音，有键盘敲击声，有同事的谈笑声，还有他喝水的吞咽声。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充满烟火气的世界。而我的世界，正在电话这头，一点点崩塌。

“顾西辞，我劝你现实一点。”他最后说，“你要是再交不上稿子，我们就只能解约了。你是个大人了，该想想怎么在这个城市活下去，而不是整天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电话挂断了。

嘟——嘟——嘟——

忙音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在我的耳膜上。

是啊，大人了。

我也想现实一点。我也想像林晓曦那样，学会化妆，学会穿高跟鞋，学会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用精致的面具去换取生存的筹码。我也想像那些同学一样，去考那些毫无用处的证书，去挤破头争取一个实习的机会，哪怕那个机会只是去给老板端茶倒水。

可是，我做不到。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窗外，城市的灯光彻夜不熄，把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家乡的夜晚是真正的黑夜。黑得纯粹，黑得深邃。那时候，我能看到漫天的繁星，银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横跨天际。我指着最亮的那颗星，对林晓曦说：“你看，那是北极星，只要我们看着它，就不会迷路。”

现在，我抬头看向这被霓虹灯污染得一片死白的天空，哪里还有星星的影子？

我们早就迷路了。

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没有打开电脑。我喝光了冰箱里最后一瓶啤酒，然后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受伤的兽。

我听见风声在窗外呼啸。它吹过这栋老楼，吹过对面那栋高耸的写字楼，吹过江面上那些呜呜作响的货轮。这风，裁断了我的过往，也裁断了我所有的骄傲和幻想。

在这个巨大的、喧嚣的世界上，我们像尘埃一样升起，又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