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念头带来的，不是勇气，而是灭顶的、几乎让她站不稳的恐慌。告诉她什么？告诉他这三年来，她如何像做科学观察一样记录他的每一个细节？告诉他她那些编码的日记里，每一片云、每一阵风、每一道做不出的物理题背后，都藏着他的影子？告诉他，他是她灰白校园生活里，唯一一抹有温度的、想象的色彩？不，这太可怕了。这等于将她那栋精心搭建的、只存在于她内心的、华丽而脆弱的情感宫殿，猛地推到现实的阳光和风里。现实的阳光会晒化蜡像，现实的风会吹散那些用想象粘合的砖瓦。她不敢想象，那个真实的、会对她说“谢谢”或“对不起”、会困惑、会尴尬、甚至可能觉得困扰或可笑的王仁雍，将如何回应这份沉重、古怪、完全建立在他一无所知的观测之上的“爱情”。

更重要的是，她恐惧那个“结局”。无论他是接受还是拒绝，是感动还是厌恶，任何一种“回应”，都意味着这场盛大的、静默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内心戏剧，落幕了。她将失去那个可以无限凝视、无限想象、无限寄托情感的、完美的、静止的“蜡像王仁雍”。她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会移动、会变化、有自己独立意志和人生的、他人。而那个“他人”，很可能与她这三年来建构的那个形象，毫无关系。

这恐惧，比“被拒绝”的羞耻，更加深邃，更加致命。它关乎她整个青春期赖以生存的、那个私密的、安全的、自我完满的情感世界的崩塌。

于是，那封在无数个深夜里打好了腹稿、甚至在草稿纸上反复修改过词句的“情书”，最终，没有被写出来。它像一个发育不全的、畸形的胎儿，永久地滞留在她的子宫里，没有勇气见光，最终被她自己的恐惧和某种更深层的、对“完美静止”的执念，消化掉了，吸收掉了，变成了她情感血肉里，一块无法剥离的、钙化的结石。

高考结束，各奔东西。她去了上海，他去了北方的某个城市，学一个她完全不懂的、听起来很厉害的专业。毕业照上，他们之间隔着五个人。她笑得很标准，眼睛看着镜头。他站在后排，微微侧着头，似乎在听旁边的人说什么，嘴角有一丝模糊的笑意。那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同框。

后来，在无数个被上海庞大夜色吞没的瞬间，在商场冷气过足的柜台后，在深夜失眠的出租屋里，她偶尔会想起凤里中学红砖墙上的夕阳，想起那带着海腥味和皮革厂气息的风，想起那束总是准确落在王仁雍侧脸上的、金色的、粘稠的下午阳光。

但她想得更多的，是那封从未被书写、也永不可能被投递的、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情书。那情书里写了什么，具体的字句早已模糊。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静默的、内耗的、将全部能量用于自我建筑和自我感动的、不求回应的、甚至恐惧回应的“爱”，却像一种基因，一种底色，一种情感的原型，深深地烙印在了她之后所有的情感模式里。

对林杨，对郭敬明构筑的虚幻世界，甚至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他人”，她似乎都下意识地，重复着同一种模式：远距离的观测，符号化的提取，内心剧场的盛大演绎，对真实连接的恐惧与回避，最终，在自我感动与自我消耗中，完成一场又一场无始无终的、静默的、内循环的“爱情”独角戏。

石狮的风，早已吹不到上海。凤里中学的红砖墙，在记忆里也日渐斑驳、褪色。但那个下午，单车棚前，夕阳下王仁雍发光的、真实的笑容，和那瞬间将她击垮的、对“真实”与“回应”的灭顶恐惧，却像一枚永恒的、冰冷的图钉，将她某一部分的情感，永远地、钉死在了十七岁的、那堵永不褪色的、想象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