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晚吟不想跟他说话了。她把购物车推到他面前,说了一句“你结账,我去外面等你”,然后就快步走了。走得很快,像后面有什么人在追她。但她走到宜家出口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收银台那里,正弯下腰把那些平板包装从购物车里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放到收银台上。动作很慢,很仔细,好像在搬什么易碎的东西。沈晚吟站在出口,看着他弯腰拿东西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推开门,走到外面的停车场。
北城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但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那种凉是温柔的、湿润的,像有人在你的脸上轻轻敷了一块凉凉的毛巾,不冷不热,刚好让人清醒。她站在停车场的空地上,看着灰蓝色的天空、远处四环上川流不息的车、对面宜家巨大的蓝色招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烤红薯的味道、有远处工地的尘土味、有初春泥土解冻的潮湿味。这些味道混杂在一起,不好闻,但她觉得安心。因为这是北城的味道,是她生活了许多年的味道。她曾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过年、一个人面对所有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她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人和她一起逛宜家、一起买柜子、一起在收银台前说“我的钱是你的钱”。她没想过,不是因为她不敢想,是因为她没有那个想象的能力。她的想象力在过去许多年里全部被用来应对生活的艰难了,她没有多余的想象力去幻想一个“有人和她一起”的版本。
但现在这个版本来了。不是她幻想出来的,是自己走到她面前的。是顾昼。是那个等了她十年、替她考了注册建筑师、从南城搬到北城、在收银台前面不改色地说“我的钱是你的钱”的顾昼。他把装满了平板包装的购物车推到停车场,找到他的黑色SUV,打开后备箱,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搬进去,尺寸刚刚好,像量过一样。
“你怎么知道后备箱放得下?你又没有拿尺子量过。”
“不用量。目测。”
“目测有误差。”
“我的目测没有。”
“你的目测怎么可能没有?你是眼睛还是尺子?”
顾昼把最后一件东西放进后备箱,关上尾门,转过身看着她。
“对你,我的目测没有误差。”
沈晚吟再次不想跟他说话了。她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转过头看着窗外。
顾昼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车载音响自动连接了他的手机,放出来一首歌。老歌,旋律很慢,女声很轻。
他把车开出停车场,汇入四环的车流。北城三月的下午,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暖洋洋的,沈晚吟靠在座椅上,眼皮越来越沉。
“困了?”他问。
“嗯。可能是在宜家走太多了。”
“睡吧。到了叫你。”
“不睡。我陪你说话,怕你开车犯困。”
“不会。你在旁边,我睡不着。”他停了一下,“我说的是开车的时候。”
沈晚吟听出了他的停顿,知道他本来想说什么,到了嘴边又改了。她没有戳穿他。她闭上眼睛,但不是真的睡。阳光落在她眼皮上,橙红色的,暖暖的,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红布看太阳。车里在放歌,旋律从音响里流出来,填满了这个不大的空间。她听着歌,听着他的呼吸声,听着方向盘被打转向灯时一下一下的滴答声,觉得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一个月前,她还在这个城市里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晚饭,一个人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现在,她坐在他的车里,副驾驶,她的专属座位。座椅是按照她的身高调的,空调温度是她觉得刚刚好的那档,音乐是她喜欢的那个歌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存的。她不知道,但他在做这件事。不问,不说,不动声色,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在地基打好之前就把所有该考虑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不是因为他天生细心,是因为他在乎。在乎到你的舒适变成了他的本能,你的喜好变成了他的记忆,你的存在变成了他做一切决定的默认前提。
“顾昼。”
“嗯。”
“你没睡着?”
“没有。”
“我也没有。我问你个事。”
“问。”
“你之前说,你查过我的家庭信息,知道我父亲的事。你怎么查的?你那时候才刚上大学,你找谁查的?”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歌曲放到间奏,只有旋律没有人声,方向盘上的转向灯已经不响了,大概是因为不需要并线了。
“你妈。”顾昼说。
沈晚吟猛地睁开眼睛。
“什么?”
“你妈。我找过你妈。”
沈晚吟坐直了身体,转过头看着他他的侧脸。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把他半边脸照得很亮,另外半边脸在阴影里,明暗分明。他看着前方的路,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你什么时候找的我妈?”
“大一上学期,十一假期。我没有回家,去了你家。我不敢问你妈你在哪里,怕她觉得我……”他顿了一下,“怕她觉得我不好。”
沈晚吟没有说话。她能想象那个画面:十八岁的顾昼,刚上大学不到两个月,坐了不知道多久的车,千里迢迢地找到她家在的那个县城。他大概是在网上查了路线,先坐火车到市里,再转大巴到县城,再坐那种三轮车或者走路到她家楼下。他手里拿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从某个地方抄来的地址,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你到了之后呢?看到我妈了?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走了,去打工了,具体在哪里她不知道。她说你换号了,新的号码没告诉她,只说等安顿好了会联系她。”
沈晚吟的眼眶红了。她想起那段时间——父亲刚走,每天都有讨债的人上门,妈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卖掉还债,最后实在还不上了,就坐在客厅里一遍一遍地翻那本旧相册。她看着妈妈那个样子,觉得不能让妈妈再操心了。所以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去了哪个工地,只说在北城找了一份工作,安顿好了会给家里打电话。
“她有没有说别的?”沈晚吟的声音有一点抖。
“说了。”顾昼把车速放慢,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慢慢停下来,拉起手刹,转过头看着她。“她说,如果找到你,让我告诉你,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让你好好照顾自己。”
沈晚吟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很安静的、克制的、无声的流泪。眼泪从眼角滑出来,沿着脸颊流到下巴,滴在她外套的领口上,一滴一滴的,像屋檐下的雨水。
顾昼伸出手,用手指替她擦掉眼泪。拇指从她的颧骨划到颧骨下方,把那一行眼泪抹去。
“她一直在等你打电话。每次你打电话回去,她都记在本子上,哪天打的,说了什么,你吃得好不好,瘦了没有,天冷了有没有加衣服。”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你家很多次。大一、大二、大三,每年都去。每次阿姨都给我看你打电话的记录。她让我看你记的那些,说‘你看,她现在在工地上’,说‘你看,她会自己煮饭了’。”
沈晚吟闭上眼睛。那些她想藏起来的、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最狼狈、最不堪、最不体面的日子,原来他都知道。不是通过她的讲述,是通过她妈妈的记录,一个日期一行字,一个电话一段人生。那些她在工地的板房里用最平静的声音说出来的“我挺好的”,原来都被妈妈记下来了,又被顾昼看到了。原来她的狼狈,早已经被她最想隐瞒的两个人看在了眼里。而他们没有因此离开她,他们替她保存了那些她不敢面对的过去,等她有一天准备好了再还给她。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
“怕你难过。”
“现在呢?”
“现在不怕了。现在有我了。”
绿灯亮了。他松开手刹,挂挡,车子缓缓驶过路口。沈晚吟靠在座椅上,看着车窗外流动的城市——行道树的枝丫上冒出了很小很小的嫩芽,浅绿色的,像小米粒,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她已经在这座城市里住了很多年,但从来没有注意过三月行道树会发芽。她每年都在忙,忙工作忙考试忙活着,忙到没有时间抬头看一棵树。今年她看到了,因为他来了。他来了,她的眼睛才开始往别处看。看到树发芽了,看到天变蓝了,看到生活里除了生存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顾昼。”
“嗯。”
“以后每年春天,我们都去看树发芽。”
顾昼看了她一眼,然后又转回去看路。他的嘴角弯着。
“好。”
“你说的。”
“我说的。”
“不能反悔。”
“不反悔。”
沈晚吟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她笑了。她用手背把眼泪擦干净,坐直了身体,看着前方的路。车子在四环上往南走,翠屏苑在前方十几公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间碎花壁纸的出租屋里有一个还没组装的书柜、一盆顾昼带来的绿萝、两个挨在一起的白色的马克杯和一个在初春的阳光下慢慢醒过来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