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手机放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那盆野菊花前面，看了一会儿。那几根绿芽在风里轻轻晃着，叶子小小的，绿得发亮。她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那几片叶子。叶子上的水珠滚了一下，落在泥土里，洇开一个小点。她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把水壶拿回厨房，放好。

林建国也打过电话来。他的话很少，每次只有几句。有一次是晚上，她刚洗完澡出来，头发还湿着，手机在茶几上亮着。她接起来的时候听见他在电话那头咳嗽了一声，然后说：“天凉了。多穿点。”她说：“穿了。”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行。挂了吧。”她说：“好。”然后电话挂了。整个通话不到三十秒。但她站在客厅里，拿着手机，听着那串盲音，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地落定。那种落定很轻，很稳。她以前接到林建国的电话，他从来不会说“天凉了多穿点”。他只会沉默，或者转述张桂兰的话。他不会主动关心她。但现在他会了。虽然只有一句，虽然说得很快，说完就挂了，但他会了。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手机屏幕，然后把它放在茶几上，继续擦头发。

有一次她回去看他们。是周末，她买了一些水果带过去。水果是她在新房子楼下那家水果店买的，挑了苹果和橘子，苹果红红的，橘子黄澄澄的，装在塑料袋里，拎着有点沉。她到的时候张桂兰开的门，看见她手里拎着水果，愣了一下，然后接过去，说：“来就来，买什么东西。”她走进去的时候林建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一部老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小，小到她听不清台词。他看见她进来，点了点头，说：“来了。”她说：“嗯。”然后她在旁边坐下来。

三个人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视剧里在演什么她没有注意看。她只记得那间客厅里的光很亮，窗帘拉开着，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张桂兰在旁边削苹果。苹果皮一圈一圈地往下掉，落在她的膝盖上，红色的苹果皮卷成一小卷一小卷的，像一些被卷起来的、红色的细线。张桂兰削完一个，切成小块，装在盘子里，递给她。她接过来，拿了一块放进嘴里。苹果很甜，很脆。她坐在那里，感觉到那间客厅里的空气是松的。那种松很轻，很淡，像一杯放凉了的茶。她坐在那里，把一块苹果嚼完了，然后又拿了一块。张桂兰坐在旁边，也在吃苹果，一块一块地吃着，安安静静的。林建国坐在另一边，眼睛看着电视，手里也拿着一块苹果，慢慢地咬着。他咬苹果的时候很慢，一口一口的，像是在数着嚼。她注意到他的嘴唇比上次好了一些，紫色的边沿退下去了，变成了一种浅粉的颜色。他吃了半块苹果，然后把剩下的放在盘子里，没有吃完。她看着那半块苹果，看了一拍。然后她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吃自己的。

她坐了一会儿之后站起来说：“我走了。”张桂兰说：“吃了饭再走。”她说：“不吃了。下次吧。”张桂兰没有坚持。她只是点了点头，把桌上剩下的苹果装进一个塑料袋里，递给她。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然后走到门口换鞋。她换鞋的时候林建国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她旁边，站住了。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看着她弯腰系鞋带。她系好鞋带直起身来的时候，他伸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她低头看了一眼。是一个旧的打火机，银色的，表面磨得发亮，边角有一处凹痕。她认得那个打火机。是他以前在厂里干活的时候用的，揣在兜里，抽烟的时候拿出来。她小时候见过他很多次，蹲在门口抽烟，手里转着那个打火机。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给她。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嘴唇动了一下，然后说：“拿着。”她说：“我不抽烟。”他说：“拿着。”她又看了他一眼，然后伸出手把那个打火机接了过来。打火机落在她掌心里的时候凉凉的，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传上来。她握了一下，然后放进了口袋里。他说：“走吧。”她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她下楼的时候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下那个打火机。它和那几张纸条、那把新房的钥匙、那颗桂花糖放在一起。她摸了摸那个打火机的表面，光滑的，磨得发亮的，边角有一处凹痕。她不知道那个凹痕是怎么来的。也许是摔的，也许是磕的。他没有说，她也没有问。她只是把它放进口袋里，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她走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张桂兰站在阳台上，隔着玻璃看着她。她冲她点了一下头。张桂兰也点了一下头。然后她转过身，往巷口走。

她走在路上，手里拎着那袋苹果。苹果削了皮，白白净净的，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她走了一会儿之后停下来，从袋子里拿了一块苹果出来，放进嘴里。苹果很甜，很脆，咬下去的时候汁水在嘴里漫开。她站在路边，含着那块苹果，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她站在那条街上，感觉到自己很稳。那种稳是从她自己的骨骼里生出来的。她知道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不会再变回以前那样了。她不会再有求必应，不会再被“你妹妹要是在”绑架，不会再被“你以前很听话”拽回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很轻的东西。那种轻不是断掉，是松开。血缘还在，那条看不见的线还在，但它不再捆着她了。它只是松松地搭在那里，像一根被风吹了很久的旧绳子，还在，但不再系着任何东西。她站在那条街上，把那块苹果咽下去，然后继续往前走。

她走了一会儿之后，手机亮了一下。是苏砚发来的一条消息：“从爸妈那儿回来了？”她站在路边，打字回：“回来了。”他回：“怎么样？”她看着那三个字，想了一下，然后打字：“我妈今天替我挡了表舅的电话。我爸给了我一个打火机。”他过了一会儿回：“他们变了。”她看着那三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打字回：“没有变。他们只是老了。老到没有力气再拽着我了。”他回了一个字：“嗯。”她看着那个“嗯”字，然后打字：“但这样也挺好的。不拽着，不绑着。就松松地待着。”他回：“那就松松地待着。”她看着那行字，嘴角弯了一下。是那种眼睛也跟着弯的弯。她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继续往前走。她走在路上，感觉到嘴里的甜味还在，苹果的甜混着桂花的涩，清清的，淡淡的。她走了一会儿之后，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一下那个打火机。打火机还在，凉凉的，硬硬的。她把它拿出来，放在掌心里，翻过来看了一眼。打火机的底部刻着几个数字，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还能辨认出来——“2004”。那是溪溪出事那年。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在打火机上刻那个年份。也许是在厂里刻的，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她没有问。她只是把打火机翻过来，放回口袋里。红灯变绿了。她跟着人群穿过马路，走到街对面。她走在路上，感觉到自己口袋里那几样东西——纸条、钥匙、桂花糖、打火机——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和她自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