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难还记得初遇那天，晚上下起了雨。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他接了父母的电话，匆忙地赶了出去。

医院都是红砖灰瓦白色瓷砖地面，没有月光的照射，只有灰蒙蒙的暗黄色光晕倒映在地面上。他面带愁容，心里想得都是病床上莫若苍白的面容，行动却是个矮子，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呆呆的坐在病房外，他害怕莫若第一眼见到的是他，也害怕莫若见不到他。

祝难打电话叫了张宇过来，现在张宇是唯一有心能照顾莫若的人了，除却张宁的事。

祝长生和唐春荣站在波士顿郊外的这栋白色小楼前，已经犹豫了十五分钟。三楼最左边那个窗户，就是祝难的诊疗室。每个月一次，他们从纽约飞来，坐在这间有着米色沙发和绿植的房间里，听那位永远温和的安德森医生告诉他们儿子“最近的进展”。

“进展。”祝长生咀嚼着这个词，像嚼一块早已无味的橡皮糖。

十三岁那年，他们把祝难一个人留在了美国。安德森医生是华人，在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颇有名望，他建议让祝难“在一个全新的、中性的环境中学习自我整合”。他说，有时离熟悉的环境越远，离真实的自己越近。

“人格的解离性障碍，”安德森医生曾用流利的中文解释，“不是多重人格那种戏剧化的表现，而是一种更隐蔽的撕裂——患者无法建立情感与行为的一致性。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是完全割裂的两套系统，而且自己往往无法察觉这种割裂。”

祝长生记得儿子十岁那年的夏天。邻居家的男孩弄坏了祝难珍视的飞机模型，那是祝长生用一个月加班费买的限量版。祝难笑着对那男孩说“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分给对方一半冰淇淋。

第二天清晨，邻居家的车库被人用红漆喷满了污言秽语，男孩的自行车被拆成零件，整齐地码放在垃圾桶旁，像某种诡异的仪式。

报警，调查，一无所获。只有唐春荣在祝难床底下发现了一罐用了一半的红漆，和一双沾着机油的手套。祝难看着那些证据，眼神清澈得让人心寒：“不是我，妈妈。可能是有人想陷害我。”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表妹不小心撕破了他的漫画书，三天后表妹的日记本出现在学校公告栏，每一页都被拍照放大；数学老师当众批评他马虎，第二天老师的汽车轮胎全被扎破，雨刷器下压着一张打印的字条：“您也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马虎”。

最可怕的是那次火灾。祝长生现在想起来，指尖还是会发凉。

那是祝难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周，他们家还住在老城区那栋筒子楼里。半夜，楼道里传来焦糊味和尖叫。等他们裹着被子冲下楼，二楼王老师家已经火光冲天。消防车尖锐的鸣笛声中，祝难安静地站在母亲身边，穿着整齐，连鞋带都系得一丝不苟。

“你怎么穿这么整齐？”唐春荣事后问。

“我睡觉浅，听到声音就起来了。”祝难说，表情毫无破绽。

后来消防队在灰烬里找到一只打火机，是祝长生的，但他说早就丢了。没人能证明什么，只有王老师一家搬走前，看祝难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因为火灾前三天，王老师刚刚因为祝难上课玩手机，没收了他的设备并通知了家长。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唐春荣在又一次“意外”后，对丈夫说。这次是祝难说原谅了一个嘲笑他口音的同学，第二天那同学的宠物仓鼠被发现死在教室抽屉里。

安德森医生就是那时出现的。朋友介绍，越洋电话，厚厚的评估报告。医生的结论是：祝难需要脱离现有环境，在一个无人知晓他过去的地方，重新学习情感与行为的统一。

“自我疗愈是最好的方法，”医生说，“但需要合适的土壤。”

于是有了波士顿，有了这所私立中学，有了每月一次的父母探访，和诊疗室里的“进展汇报”。

唐春荣深吸一口气，推开了诊疗楼的门。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咖啡香，墙上挂着抽象画，色彩柔和得不真实。前台护士认识他们，微笑着点头：“安德森医生在等你们。”

三楼，诊疗室的门虚掩着。安德森医生站起身迎接，五十多岁，灰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眼睛温和而锐利。

“祝先生，祝太太，请坐。”他示意那对米色沙发，“祝难今天学校有社团活动，晚点会直接过来。”

例行寒暄后，安德森打开桌上的文件夹：“过去一个月，祝难的表现...很稳定。成绩全A，参加了辩论社，还是校篮球队的替补。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很好，‘礼貌、友善、乐于助人’。”

唐春荣的手指绞在一起：“那...另一面呢？”

医生沉默了几秒：“根据学校的反馈和我们每周两次的会谈，没有发现明显的行为矛盾。他说的话和做的事，基本一致。”他顿了顿，“当然，这种障碍有时会很隐蔽，尤其是当患者足够聪明时。”

祝长生听出了弦外之音：“您是说，他可能在...表演？”

“我不做没有证据的猜测，”安德森谨慎地说，“但人格解离的一个特征是，患者自己往往相信自己的表演。对祝难来说，‘好学生祝难’和‘做出那些事的祝难’，可能都是真实的，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意识层面。”

唐春荣感到一阵眩晕。她想起送祝难来美国的那天，在机场，十三岁的儿子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扔石头进去都听不见回响。

“爸爸妈妈是爱你的，”她当时哽咽着说，“等你好些了，我们就接你回家。”

祝难点点头：“我知道。我会好的。”

他转身走进安检口，背影单薄却挺直。那一刻唐春荣突然想冲过去抱住他，但祝长生拉住了她的手。“让他走吧，”丈夫的声音沙哑，“这是为他好。”

为他好。这三个字像诅咒，缠绕了这个家庭十年。

诊疗室的门被敲响，祝难走了进来。二十三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身高和母亲清秀的眉眼，穿着简单的灰色毛衣和牛仔裤，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常春藤大学的研究生没什么两样。

“爸，妈。”他微笑，拥抱了他们，动作自然流畅。

唐春荣闻到儿子身上淡淡的洗衣液香味，感受到他手臂的力量。这个拥抱温暖而克制，符合一切社交礼仪，却缺少某种东西——她说不清是什么，就像一件做工精良的复制品，乍看完美，细看总觉得少了灵魂。

“学校怎么样？”祝长生问，这是每次见面的固定开场白。

“很好。一切进展顺利，导师说实习后将记录整理后可以考虑发在期刊上。”祝难在另一张单人沙发坐下，双腿自然交叠，姿态放松。

安德森医生也从美国飞回来，他是特意来看他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人格解离病人，在无数的自我练习的夜晚，能隐藏到极致，也算是一种痊愈。医生观察着他，像观察一只珍贵的标本。“祝难，上次我们谈到情感识别，你回去有做练习吗？”

“做了。”祝难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我记录了每天的主要情绪，以及引发情绪的事件。比如周二，因为下雨，原定的田野调查取消了，我感到失望，但这种失望的程度是3分——按您说的1到10分制。然后我调整计划，去图书馆查资料，失望感降到1分。”

他念得平静，像在汇报实验数据。唐春荣看着儿子低垂的睫毛，忽然想起他五岁时，因为冰淇淋掉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那种鲜活的、不加掩饰的痛苦，现在想来竟珍贵得让她想哭。

“很好。”安德森医生在笔记上写着什么，“识别，命名，管理。这是很重要的步骤。”

接下来的半小时，他们谈论祝难的学业、生活、未来计划。他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明年博士毕业，已经联系了几所大学的教职，甚至在考虑申请绿卡。他说这些时语气平稳，没有任何炫耀或不安，就像在读一份天气预报。

“对了，”祝难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我上周遇到了中学时的同学，张宇。记得吗？我刚转过来的时候，他比我大一届，每次都考年级第一，父亲还说让我多向他学习。”

唐春荣的心跳漏了一拍。她当然记得张宇，更记得那年夏天的火灾，他看见祝难在一副画展的画前流连忘返。他们十分欣喜这幅画，并且想要把他带回家，画的名字叫做新生，里面确是混乱不堪的火灾之后的现场。张宇的名字，刻在了唐春荣的基因里，因为那幅画还没到竞拍环节，便失踪了，而这篇报道下面，便是张宇的检举信。

唐春荣印象里大概是那孩子的姐姐因为被侮辱了，对身边有权力的人都多了一份警惕之心，并且这幅画的主人也是被检举的对象，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报社记者，或者投递通道，那副洋洋洒洒的手写信被拍照记录发表在了报纸上，唐春荣一面在感慨这个孩子的文字功底之强大，另一边也在落款处注意到了和祝难同一个学校的震惊，经过回想确实想到了这孩子是祝难口中提到的人，但是却因为后续转校和祝难进行诊疗的事情耽误没多想，现在被祝难提起，他一下子想起来了。

祝难在那次之后身边便少发生波折了，甚至他都能发现他平心了很多，但是他的疗愈之旅并未结束。高一结束便匆匆离开了这里，从此之后与外界的联系就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