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的风扇在头顶嗡嗡地转动，空气里飘浮着粉笔灰和夏天特有的燥热。徐维桢趴在课桌上，半梦半醒间，感到有人在撞他的胳膊。

“徐维桢！”

是沈行简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紧张。

徐维桢从政治笔记上抬起头，睡眼惺忪地看她。沈行简已经收回了手，目光钉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侧脸被窗外漫进来的光线勾勒出一道细软的金边，脸颊却没什么血色，是病后初愈那种淡淡的苍白。

好久没见，她好像又薄了一点，裹在宽大的蓝白校服里，像一片容易被风吹走的纸。

“老刘看你三次了。79页。”她用手遮住嘴压低声音说，目光还停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仿佛刚才的提醒只是幻听。

徐维桢猛地坐直，讲台上政治老师果然正盯着他，手中的粉笔断成两截。他迅速翻开课本，假装在找页码，直到那道严厉的视线移开，才松了口气。

下课铃响，像拧开了某个闸门，教室里瞬间喧腾起来。前排男生嬉皮笑脸地转过来：“徐大壮，睡爽了？老刘那眼神，跟刀子似的，快把你切片儿了。”

“闭嘴。”徐维桢踹了踹前桌的椅子腿，从抽屉里摸出一盒包装考究的薄荷糖，倒出一颗塞给前排男生，自己又含了一颗。清凉感直冲头顶，驱散了残存的睡意，随后他顺手把盒子推到沈行简桌上。

“这糖不错嘛，哪儿买的？再给几颗！”前排男生咂咂嘴，伸手还要。

徐维桢拍开他的手，“再给几颗？我再给你点钱呗？”

前排男生不甘心，伸长脖子四处看，结果看到糖盒已经在沈行简桌子上了，便“哦~”了一声，故意拉长了调子，挤眉弄眼地转回去了。

沈行简正在整理笔记，笔尖顿了顿，没动，接着刷刷刷地写。直到数学课代表走上讲台，在黑板角落写今晚的作业内容时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她才极其迅速地用笔帽轻轻一拨将薄荷糖拨进掌心，倒了一颗后把糖盒还给他，动作快得像贼。

徐维桢觉得好笑，不过也没说什么，拿起糖盒塞进口袋。

“病好了？”徐维桢问，眼睛故意盯着她刚抄完的政治笔记，仿佛没看到她手上扎的针孔。不过字迹依旧工整得过分，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双刚刚拔掉输液针，还带着隐约青痕的手。

“嗯。”沈行简应了一声，目光扫过他摊开的笔记本，“你这几天的笔记……”

“在这儿。”徐维桢早有准备，把本子推过去，“还有，周三老刘推荐了几本书，我记在最后一页了。”

“对了，说起书。”沈行简行动突然迅速了起来，找出书包把头埋进去，终于从书包侧袋里小心地取出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方方正正的东西，“这个，上周在旧书摊看到的，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徐维桢接过，揭开牛皮纸一角。里面是一本旧书，蓝色布面精装，书脊烫金字有些暗淡：《历代刑法考》，沈家本著。

“沈家本？”他抬起头，有些惊讶，“这书你怎么找到的？”

“运气好。”沈行简笑着，目光有些得意，“一个卖旧法学书的小摊。老板说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印本，内容是全的。里面关于法律变革，尤其是会通中西的讨论，比老刘讲的还要细致。”她停顿了一下，“我记得你在那节课上难得没睡着。”

徐维桢小心地摩挲着布面封皮，翻开扉页，泛黄的纸页和铅字气味扑面而来。“这太棒了，”他眼睛发亮，小心翼翼收好，“这书现在可不好找。谢了，我一定好好看，看完还你。”

“不急。正好我也得先赶这几天落下的笔记。”沈行简接过他递来的笔记本，低头翻看。徐维桢的字有点舒朗不羁，但重点都标得很清楚严谨。最后一页果然列着三本书：《正义论》简读本、《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与文学》。旁边还有他的批注：图书馆有/看不懂？/老刘私货。

“你看过？”她轻声问，手指划过“看不懂”那三个龙飞凤舞的字和旁边那个问号。

“翻过波斯纳的那本《法律与文学》，”徐维桢侧过身，手臂搭在她椅背上，是个不自觉的亲近姿势，“前面讲经济学的那部分太硬，不过后面几章挺有意思，特别是讲版权和恶搞的那部分，他说这种二次创作不只是好玩，更是一种社会批评，法律应该在保护原创和允许批评之间找到平衡。对了，你还记得年初那个‘馒头血案’吗？”

沈行简抬头看他，眼神有点诧异：“胡戈那个？《无极》的……”

“对！”徐维桢来了精神，眼睛微亮，“那不就是针对《无极》的戏仿批评吗？按波斯纳的逻辑，这种创作其实应该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老刘上课总念叨‘法律要跟上时代’，我看这波斯纳的思想更是超前透彻，大师级别。”

《无极》是陈凯歌的电影，因过于阳春白雪导致票房惨败，反而是一个青年导演胡戈针对《无极》的二次创作在网络上颇受欢迎，小火了一把，但是也引发了不少关于影视作品二创的讨论，这属于中国版的戏仿。

“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沈行简说，声音里带着一点期待，“不过这种平衡，在那本书里更像是在算社会的总账。可如果放在不同的法律环境里，比如我们这儿，”她停了一下，像在找合适的词，“感觉可能就不完全一样。”

徐维桢立刻接上了她的思绪：“你是说，像老刘老念叨的，我们传统里是情理法，不是法理情？”

“嗯。而且我觉得，胡戈的创作其实更贴近普通人，虽然技术上可能真的侵权了？这真不好说。”沈行简的目光落到他桌上收起的《历代刑法考》上，“所以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我们传统里那种基于人情亲疏的衡量，和书里那种基于效益计算的平衡，根本不是一回事。”

徐维桢顺着她的目光，也看向那本《历代刑法考》，若有所悟，“怪不得，我刚接触这本书时就想，沈家本当年主持修律，拼命想把中西方法律融合贯通，恐怕最难的就是这个，怎么把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拧到一块儿。”

“是这样。”沈行简点头，“所以我看《中国法律传统》的时候，虽然觉得非常吃力，但不难感到敬佩，这个拧到一块儿的发展过程可谓是筚路蓝缕。”

徐维桢不置可否，“《中国法律传统》那本我也翻了，实在晦涩。不过里面讲古代‘礼法合一’的部分，倒是让我想到前阵子《南方周末》上那篇关于‘亲亲相隐’的讨论……”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因为沈行简正看着他，眼睛微微睁大。

“你也看了？”两人异口同声。

然后都愣住了。徐维桢先笑出来：“我家订了《南方周末》，每周四送到。”

“我在病房看的。”沈行简轻声说，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或许源于那并不愉快的住院经历，“蹭的隔壁病床一位大爷的报纸。”

教室里喧闹起来，几个男生抱着篮球吆喝着徐维桢一起去打球，他挥了挥手不去，男生们便冲出后门，带起一阵燥热的风后推搡着奔去操场。

西斜的阳光越发浓烈，穿透玻璃，将空气中悬浮的万千尘粒照得纤毫毕现，如同一条缓缓流动的金色河流，正好穿过身旁沈行简的桌子。

徐维桢饶有趣味地看着桌上沈行简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笔记本边缘，那里因为经常翻阅，已经起了毛边。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想念身边的这个人。

“那篇文章最后说，”沈行简开口，声音比平时快了一点，“现代法治要建立，就得重新审视‘亲亲相隐’这种传统伦理。你觉得呢？”

亲亲相隐是源自古代儒家的一种法律伦理原则，允许亲属之间互相容隐、不告发罪行，其背后是家族血缘高于国家律法的传统观念。

往难听了说，就是亲人之间对彼此的不良行径包庇隐瞒。

徐维桢没想到她会对这个有想法。他收敛了玩笑的神色，想了想后说：“我觉得不能一刀切。如果亲人是杀人放火还包庇，那肯定不对，那是纵容犯罪。但要是些小过错……比如小孩子不懂事偷拿了东西，父母私下教育、赔偿，总比直接扭送派出所更好吧？”

“可法律面前该人人平等。”沈行简反驳，但语气并不激烈，更像是在探讨，“如果都讲人情，标准就乱了。标准一旦乱掉，这会不会反而成为某些人特权的温床？它听起来是保护亲情，但如果缺乏严格的界定和制约，最后会不会变成权贵们更方便地互相包庇、逃避法律制裁的理由？”

徐维桢认真听着，思考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其实任何有弹性的原则，都可能被人钻空子。但我还是觉得，不能因为怕有人滥用，就把这条人情的小路彻底堵死。这种‘隐’，保护的不是罪行，可能是一个人的未来和家庭的完整。法律里应该给这种微小和修复留一点空间。”

他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与教室氛围不太相符的疏淡，“至于权贵，他们想要包庇，需要亲亲相隐这么文绉绉的理由吗？他们有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办法和通道。法律，或者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套成文规则，主要框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能把这部分管得清楚、公道，已经很难了。指望用一个条文去约束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能有点太理想化了。”

沈行简沉默了几秒。徐维桢以为她不同意，正要再说，却见她嘴角弯起一个极浅的弧度：“你和老刘说的一样。”

“什么？”

“上周你请假去打篮球赛的时候，老刘在课上就是这么说的。”沈行简低头继续抄笔记，“他还说，以后想学法的同学，既要懂条文，也要懂人情，更要懂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