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永远记得那种饮料的味道：橙黄色的液体，在塑料瓶里晃荡着诱人的光。瓶身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摸上去冰凉冰凉的。母亲小心地拧开盖子，“嗤”的一声，气泡涌上来。每个孩子分到半碗，她总是小口小口地喝，让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停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有时候运气好，还能吃到肉——通常是肥多瘦少的五花肉，和萝卜一起炖得烂烂的，油花浮在汤面上，亮晶晶的。她会把肉留到最后，先吃萝卜，再吃肉，最后用汤汁拌饭，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关于幸福最早的记忆，是和酱油有关的。

那是六岁的一个中午，家里煮了米饭，却没有菜——父亲昨晚又把买油盐的钱输光了。白米饭冒着热气，却引不起任何食欲。苏昭岚饿得肚子咕咕叫，忽然想起爷爷家有酱油。她偷偷溜出祠堂，穿过晒谷场，往左边的小路走几分钟，来到爷爷独居的屋子。那是早年分家时，二叔家盖的房子，分家后苏昭岚的爷爷本是跟着二儿子过的。二叔能干，虽不算富裕，却在祠堂侧后方自己盖起了一间砖瓦房。房子不大，但窗子开得敞亮，阳光透过镶嵌着木框的玻璃窗，满屋都是亮堂堂的。屋顶铺得尤其仔细，层层新瓦铺得严实密匀，下雨天从没漏过一滴水。那时苏昭岚最熟悉的，便是从二叔家灶间窗缝里飘出来的、一阵阵炖肉的浓香——那香气混着柴火的暖意，能飘过半个祠堂，钻进她鼻子里，勾起肚子里咕噜噜的响动。

可好景不长。二叔不知何时染上了酗酒的毛病，酒越喝越凶，人也越来越瘦，最后查出是胃癌，已是晚期，拖了没几个月人就走了。办完丧事，二婶抹着眼泪收拾了细软，带着女儿头也不回地回了娘家。那间曾经飘满肉香的砖瓦房，如今就剩下爷爷一个人住。

几年过去爷爷的房子也很旧了，但至少不漏雨。厨房里有个大灶台，灶台最里面放着一瓶酱油。她踮起脚尖，费力地够着瓶子，往自己带来的大碗里倒。倒得太急了，黑亮的酱油溅出来一些，在粗陶碗沿上画出不规则的痕迹。她赶紧用手指抹了，放进嘴里——咸、鲜，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醇厚。就这样，一大碗白米饭，浇上酱油，搅拌到每一粒米都染上酱色。她坐在爷爷家的门槛上，就着午后的阳光，一口一口吃得极香。酱油的咸香混着米饭的甜，在舌尖化开，那是贫穷岁月里最奢侈的滋味。

爷爷那时是疼她的。这个寡言的老头会牵着她的手去赶集。集市很远，要走四五里山路。爷爷的步子大，她得小跑着才能跟上。集上真热闹啊，卖糖人的、炸油条的、扯布料的，人声鼎沸。爷爷很少买东西，但偶尔会停在卖袜子的摊前，挑一双最便宜的棉袜——通常是灰色的，脚踝处有个小破洞，所以只要五毛钱。或者买一颗水果糖，用透明的糖纸包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糖含在嘴里，慢慢化开，甜味一丝丝蔓延，她能甜上一整天。

回家的路上，爷爷会把她背起来。视野一下子变高了，能看到很远处的山峦和田地。爷爷的背有点驼，骨头硌得她腿疼，但她舍不得下来。风吹过路边的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爷爷哼起了山歌，调子悠长而苍凉，融进暮色里。

这一切在弟弟出生后渐渐变了。爷爷来祠堂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是每次都是直接去看弟弟，用长满老茧的手指碰碰弟弟的脸蛋，眼里有她看不懂的光。那双买来的袜子早就穿破了，补了又补，最后破得实在没法补，她就小心地收在枕头底下，偶尔拿出来看看。

父亲还是老样子。不，应该说，自从有了儿子，他更有理由不干活了。“我要给苏家留后，现在后留住了，我还要拼什么命？”他常常这样对母亲说，然后伸手要钱——买酒的钱，赌牌的钱。母亲如果给得慢了，他就会摔东西。祠堂里那些破盆破罐，有一半是被他摔坏的。

母亲呢？母亲像是认命了，又像是在隐忍着什么。她更瘦了，背早早地驼了，像一根被压弯的竹子。夜深人静时，苏昭岚常听见母亲压抑的啜泣，很轻很轻，混在雨声里，几乎听不见。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又会准时起床，生火、煮饭、喂猪、下地，周而复始。

又是一个雨夜。雨下得很大，砸在瓦片上像千军万马在奔腾。屋里的盆盆罐罐都派上了用场，滴滴答答响成一片。苏昭岚被安排在相对干燥的角落里，弟弟睡在她旁边，小脸在睡梦中显得格外安宁。她睁着眼睛，看着从瓦缝漏进来的、被雨水打湿的月光，忽然想：那些住在砖房里的人，此刻在做什么呢？他们一定听不见这么热闹的雨声吧？他们的梦里，会有唱歌的瓦罐吗？

弟弟在睡梦中咂了咂嘴，翻了个身，小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温热的触感传来，苏昭岚忽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她轻轻挪了挪身子，为弟弟挡住可能飘进来的雨丝，然后闭上眼睛，在满屋的交响乐中，慢慢沉入梦乡。梦里，她住进了一座不会漏雨的房子。房子真大啊，有二楼，有阳台，阳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它们在微风中摇曳，让周围的空气都弥漫着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