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他提灯至史馆。

“崔监修，”他递上一卷纸，“这是我核的西市旧账，有七处不符。我不知该不该交。”

崔九娘接过，未看：“你已交了。”

“可他是我的恩人。”

“也是百姓的官。”她轻声道，“新政若只护恩人，不护穷人，与旧朝何异？”

陆机垂首离去。背影瘦削，却挺直如竹。

安国院议事厅，再起风波。

御史大夫冷笑：“李燧贪墨，证据确凿！沈公不诛，反纵其戴罪，是徇私！”

七大世家趁机上书：“寒门子弟，终究难持大节。不如复用世家子，知礼守廉。”

沈砚立于丹陛之下，声如寒铁：

“李燧有罪，我已罚。

但若因一人之过，否定实学用人之法，便是因噎废食。

今日我宽李燧，非为私恩，乃为示天下——

新政容人改过，但不容人欺心。”

满堂寂然。

次日，诏令颁行：

西市账目全面公开，设“商民共监”牌；

凡边贸官吏，三年一调，不得久任；

新增《边吏律》：“受一钱以上馈，革职永不叙用。”

当夜，史馆灯下。

崔九娘在《安国实录》补记：

“安国四年四月，西市提举李燧焚袍自省。

或曰宽纵，臣以为险棋。

盖新政之难，不在除旧吏，而在防新贵。

今日宽李燧，明日必有百人效其‘不得已’。

然若不容改过，则理想终成铁牢，困死所有活人。

史官记曰：新天之危，不在外敌，而在内腐。”

搁笔时，窗外传来轻响。

一包东西置于窗台——是西市新焙的砖茶，外裹油纸，上压一枚烧焦的银鱼袋残片。

她未动茶，只将半片官袍袖，轻轻放入史匣底层。

与赵五的草鞋、陆机的炭笔、沈砚的铜符并列。

远处，西市灯火如昼。

新铸的“安通宝”叮当作响，

而一枚私铸劣钱，正悄悄混入钱堆。

在这座城里，

有人焚袍赎罪，

有人秉笔如刀，

有人在恩义与公义间踽踽独行。

真正的变革，

从来不是一场大火，

而是一面镜，

照见掌权者自己的影子，

是否还配得上当初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