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广州，花城大道还在挖挖补补，漫天尘土像扯不开的灰布，把天空揉成了浑浊的土黄色。凌晨五点，海珠桥上的货车轰隆隆驶过，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溅起一串泥点，像给城市踩了一道又长又粗的线。

红儿就在这条线的尽头——“阿珊制衣厂”的后车间里，把昨夜没做完的雪纺衫重新放上案板。她刚过十八岁，脸还是嫩的，眼角却有一道浅淡的月牙形疤痕，是半年前滚下山时被灌木枝刮的；子宫壁的伤更隐秘，像一块洗不掉的旧渍，每逢阴雨天就坠得心口发闷。她不怕疼，只怕再信错人。

厂里接了西班牙的快单，设计师沈桐被老板从杭州急调过来“救火”。二十七岁的他瘦高瘦高的，常年背着一台尼康F100相机，镜头磨得发白，像藏着许多故事。别人做设计先画图，他却先拍照——拍女工低头咬线头时专注的侧脸，拍断针扎进指腹时渗出的血珠，拍阳光透过窗棂落在布面上的光斑。这些照片洗出来贴在版房墙上，红底显影，像给每道伤口颁发了一枚小小的勋章。

那天中午，物流部送来一匹藏青色牛仔布，布头喷着“SAMPLE”的字样。沈桐抱着布直奔后车间，找到红儿的机位，语气云淡风轻：“这款要包18道3毫米明线，别人踩不出来，你试试。” 话说出口，心里却怦怦乱跳，天啊，真是个大美女啊。

红儿抬头，看见他白T恤领口被汗浸出一圈深色的地图，心里暗笑：又是这套借口。可她还是接了——计件工资，多做一步就多一步的钱。

衣车“哒哒哒”地响起来，机针在牛仔布上凿出细密的明线，像暴雨砸在铁皮屋顶上。沈桐蹲在她脚边，拿粉笔在布面画记号，画着画着突然冒出一句：“你肩膀太薄，这裙子腰节得下移1.5厘米，不然会硌得慌。”

红儿没停手，声音里带着点防备：“我肩膀薄不薄，关你咩事？”

“我想让你穿得舒服。”

“工人只负责做，不负责穿。”

沈桐被噎住，却没走。等到午休铃响，车间空了，他从牛仔布里抽出一小块零头，三两下折成一只小小的纸鹤，翅膀里夹着一张铅笔写的字条：“今晚8点，成品仓。我把腰节改好了，你试试，只耽误十分钟。”

红儿把纸鹤攥在手心，又展开，再攥紧，最后撕成两半扔进废料筐——却留下了那小块牛仔布，布边的粉笔记号像一道不肯褪色的路标。

西班牙快单提前交货，全厂通宵赶工。凌晨两点，老板订了大巴送工人回家。红儿排在队尾，怀里抱着牛仔裙的半成品——她得回家锁最后一道扣眼，不然验货员不会签字。

大巴发动的瞬间，沈桐突然冲上来，晃了晃员工临时通勤卡：“我加班，回宿舍。”司机骂骂咧咧地让他上车。

车厢里没开灯，只有路灯的光斑每隔十几秒扫进来一次，在地板上投下流动的光影。红儿坐在倒数第二排，沈桐隔着过道坐下。车一颠，他递过来一只小小的手电筒：“用这个，不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