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儿没接，低头咬线。他又递过一颗绿色包装的薄荷糖：“含住，提神。”

“我不吃陌生人的糖。”

“那吃同事的。”他剥开糖纸，先含进自己嘴里，再把另一颗递过去。糖纸“沙沙”响，像深夜电台的背景音。红儿终究接了，薄荷糖在舌尖炸开一丝清凉，漫过了连日的疲惫。

六月下旬，台风“悟空”登陆。傍晚的暴雨横扫工业大道，厂部通知提前下班。红儿住的石溪村自建楼在巷尾，七层楼高，没电梯。她刚跑到巷口，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她名字——沈桐，打着一把伞，怀里抱着用黑色塑料袋裹紧的相机。

“你回去也停电，不如去我那边冲个凉，我住5楼，有热水器。”

红儿停步，雨水顺着刘海往下淌，像给脸蒙了一层纱：“沈工，你们杭州仔都这么直接？”

“我不是杭州仔，是湖南仔，只是在杭州读过书。”

“湖南仔更拐。”她抬脚要走，沈桐却挡在前面，声音被雨水砸得七零八落：“红儿，我知道你怕什么。我大学退学，因为把系主任的相机摔了，他告我故意伤害。我躲在暗房三天三夜，不敢见人。我懂那种想逃却没地方躲的滋味。你可以慢慢走，我在旁边，陪你淋。”

说完，他退后一步，把伞递给她。红儿没接，径直冲进雨幕。沈桐站在原地，把伞扔在地上，任凭雨水打湿他的头发和白T恤，相机被高高举过头顶，像举着一盏很小的灯。

红儿跑到楼梯口，忽然回头——那盏“灯”在雨里亮着，沈桐的白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清瘦的轮廓。她转身上楼，脚步踏得水花四溅，却知道那盏灯已经映进眼里，再也关不掉。

夜里11点，停电了。红儿点起蜡烛，锁完最后一道扣眼。打开窗，雨小了，远处工业大道的积水映着路灯，像一面弯曲的镜子。镜子尽头，宿舍楼门口，沈桐还站在原地——相机收起来了，他双手插兜，仰头望着她的窗户。脚边的水渍里漂着一小块绿色，是糖纸，还是别的什么，她分不清。

窗台上放着半截竹扁担，是沈桐上周给的，说她肩膀薄，扛不会勒伤。扁担中间有一行铅笔小字：“若你不敢靠岸，我就做那条永远不合拢的桥。”红儿用蜡烛火烤了烤，字迹被热气蒸得愈发清晰。她把扁担伸出窗外，让雨水冲刷，一遍又一遍——铅笔字没被冲掉，反而在黑夜里微微反光。

她深吸一口气，把扁担收回抵在胸口。那里，心脏跳得比衣车还快，却比任何一次都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