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底的一个下午，陈实被叫到李经理办公室。

“坐。”李经理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递过来一份文件，“公司接了个新项目，在河池，县城的一个商住楼。甲方点名要我们做，但那边条件艰苦，需要有人驻场。”

陈实翻开文件，扫了一眼项目概况。六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八千多平，工期十个月。

“我去。”他说。

李经理看了他一眼：“不回家商量商量？晨晨才五岁。”

“不用商量。”陈实合上文件，“苏惠会理解的。”

晚上回到家，他把这件事告诉苏惠。她正在厨房炒菜，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动。

“要去多久？”

“十个月。每周尽量回来。”

“开车还是坐班车？”

“班车。四个多小时。”

苏惠没再说话。菜出锅了，她端到桌上，喊陈晨吃饭。

吃饭的时候，陈晨一直在说幼儿园的事——今天谁抢了他的积木，老师表扬了他的画，午饭有他爱吃的肉丸子。陈实听着，偶尔应一声。他看着儿子的小脸，心里忽然有些不舍。

晚上哄睡陈晨后，他回到客厅。苏惠坐在沙发上叠衣服，一件一件，叠得很慢。

“想什么呢？”他在她旁边坐下。

苏惠没抬头：“想这十个月怎么过。”

“我每周都回来。”

“四个多小时的车，你周五晚上回来，周日晚上走，能待多久？”

陈实没说话。

苏惠叠完最后一件衣服，抬起头看他：“去吧。那边需要你，家里有我。”

陈实看着她，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只是握了握她的手。

苏惠反手握住他，用力了一下，然后松开：“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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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初，陈实背着行李，坐上了去河池的长途班车。

四个半小时的山路，弯多路陡。他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岭。过几个隧道的时候，耳朵嗡嗡作响，他张了张嘴，咽了口唾沫，才舒服一点。

河池县城比他想象的还要小。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楼顶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工地就在县城边上，靠着一座山，从项目部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能看见满山的桉树。

宿舍是活动板房，六个人一间。陈实的床靠窗，铺好被褥后，他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同屋的人还没回来，只有他一个人，听着外面的风声。

他想起柳州的家——苏惠这会儿应该在做饭，陈晨应该在看动画片。再过一会儿，陈晨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苏惠会说“爸爸在盖房子，盖完就回来”。

他掏出公司配的旧摩托罗拉的模拟手机，想打个电话，发现信号只有一格。他走到门外，举着手机四处找信号，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两格。拨通电话，响了三声，苏惠接起来。

“到了？”

“到了。住的地方还行。”

“吃的呢？”

“工地有食堂。”

电话那头传来陈晨的声音：“是爸爸吗？我要跟爸爸说话！”

苏惠把电话递给他。陈晨的声音从听筒里蹦出来：“爸爸！你在哪里？”

“爸爸在河池，很远的地方。”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周末就回。”

“周末是哪天？”

“过几天就是。”

陈晨沉默了一下，然后说：“爸爸你要快点回来，我画了一幅画给你看。”

“好。爸爸一定快点回来。”

挂断电话，陈实站在那个角落里，看着远处的山。山被夕阳染成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凝固的浪。风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气息，和柳州完全不同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父亲当年去外地出差，是不是也这样——站在陌生的地方，给家里打电话，听着他和母亲的声音，心里又踏实又空落。

踏实的是知道家在那里。空落的是，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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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池的日子，比陈实想象的更难熬。

工地条件艰苦，没有自来水，用水得去附近村里拉；电压不稳，搅拌机经常停机；当地工人方言重，沟通起来费劲。每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宿舍已经累得不想动。

但最难熬的，是晚上。

熄灯后，他躺在行军床上，听着同屋的工友打呼噜，听着山风从板房缝隙里钻进来的呜呜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那些声音把他包围着，却让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家。

每个周二和周五晚上，他都会走到那个有信号的小角落，给家里打电话。

周二那次，苏惠接的，说晨晨今天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回来高兴了一下午。

周五那次，陈晨抢着接电话：“爸爸！我今天吃两个鸡腿！”

“这么厉害？”

“嗯！妈妈说，多吃点，快点长大，就能跟爸爸一起去工地。”

陈实握着电话，喉头有些发紧。

“晨晨，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听妈妈的话。”

“我听妈妈话！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就回。”

“明天是今天吗？”

“明天就是明天。”

陈晨想了想：“那明天你回来给我讲故事。”

“好，讲故事。”

挂断电话后，陈实在那个角落里站了很久。月亮很亮，照在远处的山上，山脊的轮廓清晰得像剪出来的。他想起柳州的家，想起家里的阳台，想起从阳台看出去的柳江，想起月光照在江面上的样子。

他忽然发现，不管人在哪里，月亮都是一样的。

这让他好受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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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周末，陈实照常坐班车回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