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费的账单像秋天的落叶，每月准时飘来，层层叠叠，无声堆积。

仁济疗养院的账房先生说话永远带着那种职业性的、不带温度的礼貌。每次叶兰君去缴费窗口，他总会从厚重的账簿后抬起头，推一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用平稳无波的声调报出一个数字，然后补充：“叶小姐，下个月可能需要调整药量，费用或许会有些浮动，请您提前准备。”

浮动。

一个如此轻巧的词，承载的却是沉甸甸的、不断累加的现实。父亲的抚恤金早已见底，母亲那点微薄的积蓄也像投入深潭的石子，连最后的涟漪都消散殆尽。叶兰君开始变卖家中的物件，每卖出一件，西关大屋里就多出一块沉默的空缺，像牙齿脱落后的牙龈，透着风，泛着隐秘的痛楚。

岭南大学的学业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稳定而向前的轨道。课业繁重，她将自己埋进书本和笔记里，用功课和手稿填满所有可能滋生焦虑的空隙。

疗养院那边，何宁玉的状况有了些微的、医生口中的积极变化。

攻击性行为减少了，剧烈的幻视和谵语发作的频率在降低。王医生解释说，这是药物控制起效的表现，病人的情绪正趋于稳定。何宁玉不再被全天候束缚在特护床上。天气晴好的下午，护士会允许她在病房外的走廊里缓慢走几步，或者在那个有着铁栏窗户的小阳台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只是那稳定的代价，清晰可见。

何宁玉消瘦得厉害。蓝白条纹的病号服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手腕和脚踝的骨骼突出得触目惊心。她的动作变得异常迟缓，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抬手，都带着不自然的僵硬。她的双手总是微微颤抖，指尖冰凉，握不住稍重的东西，连端起水杯都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且常常洒出大半。

最让人揪心的是她的眼神。大多数时候，那里面是一片空洞的迷茫，视线没有焦点，仿佛灵魂悬浮在躯壳之外的某处虚空。偶尔会有那么一刹那，迷雾短暂散去，那双清亮而锐利的眼睛会重新出现，定定地看着叶兰君。可那清明往往只维持极短的几秒，便被更深的混沌重新吞没，快得让人怀疑那是否是错觉。

叶兰君每周日下午的探视，成了母女之间一场无声的、重复的仪式。

她总是提前到，在会客室冰冷的长椅上等待，直到护士来唤。然后走过那条永远弥漫着消毒水与甜腻熏香气味的走廊，推开那扇装着铁丝网玻璃的房门。

大多数时候，何宁玉要么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要么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铁栏分割出的那一小块天空，而叶兰君会安静地坐在一旁。

她们很少交谈。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何宁玉清醒的时刻太短暂，言语功能也因药物和病情受损，往往词不达意。叶兰君则习惯了沉默。

于是，静默成了她们之间最安全的语言。只有呼吸声，窗外的风声，偶尔远处其他病房传来的模糊声响，填充着那珍贵而又漫长的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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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周日下午，探视时间。

秋日的阳光已经失了锐气，温吞吞地从高窗的铁栏间漏进来，在病房雪白的地面上投下几道斜斜的、狭窄的光栅。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淡了些，许是天气转凉，窗户开得少了，但那甜腻的熏香气却依旧顽固地弥漫着，混合着某种说不清的、属于长期卧床病人的微浊气息。

何宁玉穿着病号服，外面罩了一件叶兰君上次带来的、月白色的旧开衫。她坐在藤椅上，侧着头，望着窗外。阳光落在她花白了大半的鬓角上，那些新生的白发失去了往日梳髻时的规整，凌乱地翘着，在光线下闪着细碎的、刺眼的银光。

她的侧脸瘦削得惊人，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皮肤是一种长期不见日光的、近乎透明的苍白，底下青紫色的血管隐约可见。只有那挺直的鼻梁和清晰的下颌线，还依稀残留着昔日那个脊背笔直、眼神清亮的女编辑的影子。

叶兰君将带来的几样软糯点心放在床头的小柜上，又倒了一杯温水，递到母亲手边。

何宁玉缓缓转过头，目光有些迟缓地落在杯子上，停顿了几秒，才伸出手。她的手瘦得只剩皮包骨，指节嶙峋，皮肤松弛，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褐色斑点。接杯子的动作很慢，手指颤抖得厉害，杯里的水随着她的颤抖漾出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她喝得很慢，每一口都仿佛要用尽力气吞咽。叶兰君静静地看着，没有帮忙，也没有催促。

一杯水喝了将近五分钟。

放下杯子时，何宁玉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杯子几乎从她指尖滑脱。叶兰君眼疾手快地接住，放回柜面。

“今天……天气还好。”何宁玉忽然开口，声音嘶哑干涩，像是很久没有说过长句。她的目光重新飘向窗外，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

“嗯，有太阳。”叶兰君应道，在她旁边的矮凳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