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那天，爸妈在千岛湖陪她过了一天。

上午沈昭宁带他们去了码头，在岸边走了走。湖面上风大，妈妈把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爸爸站在一块石头上看远处的岛，说比上次来的时候水清了。沈昭宁说冬天藻类少，能见度确实比夏天好。妈妈对这些兴致了了，但也确实没在这好好逛过，也就边走边看。

中午在码头附近的鱼馆吃了顿饭，点的还是鱼头汤和清蒸白条。爸爸喝了二两白酒，脸红了，话多了一些，说千岛湖的鱼比苏州的好吃。妈妈说他每次来都说同样的话。下午陪他们逛了逛千岛湖镇，在特产店买了几包鱼干和山核桃。妈妈非要给她买一件羽绒服，说她那件太薄了，千岛湖冬天冷。沈昭宁说有的穿。妈妈没听她的，挑了一件深蓝色的长款，让她试。沈昭宁试了，妈妈说好看。爸爸站在旁边说好看。

傍晚，爸妈开车回苏州。妈妈在车门口站了一会儿，叮嘱了几句，无非是“注意安全”“别熬夜”“好好吃饭”。沈昭宁点头。爸爸发动车子，妈妈坐进去，摇下车窗冲她挥了挥手。沈昭宁也挥了挥手。车子驶出小区，转弯，消失在路口。她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风吹得耳朵发疼，转身回了屋。

晚上，她接到江屿的消息：“明天中午，杭州。”她回了一个字：“好。”他又发了一条：“九点我来接你。”她又回了一个“好”。

第二天上午九点，江屿的车准时停在小区门口。沈昭宁上车，系好安全带。车里暖气开了，杯架上放着两瓶水，一瓶是他的，一瓶大概是给她的。

“你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了。你呢？”

“吃了。”

车子驶出千岛湖镇，上了高速。天晴了，阳光照在路面上，晃眼睛。沈昭宁把遮阳板翻下来，靠在椅背上。车里放着收音机，低音量的，是音乐频道，放一首老歌，她没听过，旋律淡淡的。

“午饭有什么想吃的吗？”江屿说。

“你定就行。”

“以前在杭州上班的时候常去的一家。没什么人知道，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

沈昭宁看了他一眼。

两个半小时后，车子下了高速，进杭州城区。路窄了，人多了，红绿灯一个接一个。江屿开得很慢，拐进一条老街，两边是老居民楼，一楼住户把阳台改成了小店面，卖面条的，卖水果的，卖五金杂货的。巷口有一棵歪脖子梧桐树，树干上刻着一个“拆”字，刻了好几年了，字迹都模糊了。江屿把车停在巷口，说走进去，里面不好掉头。

沈昭宁跟着他走进巷子。巷子不宽，两个人并排走有点挤。江屿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走了一百多米，尽头是一扇木门，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个字：面。没有其他招牌，没有菜单。门开着，里面飘出一股骨汤的香味。

江屿推门进去。里面不大，四张八仙桌，桌面磨得发亮，边角包着铁皮。凳子是没有靠背的长条凳。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菜单，手写的，只有五六道菜：片儿川、虾爆鳝、腰花面、葱包烩、卤鸭、素烧鹅。没有标价。

灶台后面站着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光头，戴着老花镜，腰上系着一条发黄的围裙。他正在煮面，锅里的水翻滚着，热气腾腾。听到动静，他抬头看了一眼，目光从江屿身上移到沈昭宁身上，停了一下，没说话，低头继续煮。

“陈叔。”江屿叫了一声

“老样子？”陈老板问

“嗯。老样子。再加你的拿手好菜！”

陈老板又看了一眼沈昭宁。“两碗？”

“两碗。”

江屿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沈昭宁坐在他对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八仙桌上，桌面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

“你以前常来这里？”沈昭宁问。

“在研究所的时候，中午经常来。单位离这边不远，走路十五分钟。”江屿拿起桌上的茶壶，倒了两杯茶。茶是浅黄色的，不烫，温温的。“后来去了千岛湖，来得少了。来杭州办事的时候会拐过来吃一碗。”

“嗯。”

沈昭宁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涩。

陈老板先端上来一碟卤鸭、一碟素烧鹅，又上了一盘油爆虾。虾个头不大，壳炸得酥脆，连壳都能嚼。“今天人多，慢慢吃。”他说，语气还是平平的。然后转身去煮面。

沈昭宁看了江屿一眼。他夹了一只虾，放在她碗里。“先吃。面一会儿就好。”

虾很鲜，壳脆肉嫩。她吃完一只，他又夹了一只。卤鸭的汁水渗进碟子底，她拿筷子蘸了一点，咸甜口的。

面端上来了。两碗片儿川，汤头清亮，雪菜切得细，笋片薄而脆，面条是不规则的手擀面，粗细不一。陈老板把面放下，又往桌上搁了一只小碟子，里面是两块卤鸭肝。“第一次来吃面，加个浇头。”说完转身回了灶台。

沈昭宁愣了一下。“谢谢。”

陈老板没接话，转身回了灶台。

沈昭宁低头吃面。面很有嚼劲，汤头鲜，雪菜的咸酸和笋片的脆搭配得刚好。她吃了几口，抬头看江屿。他吃得不快，但很专心，筷子挑起面条，吹一下，送进嘴里。她想起他在水下的样子，也是这样，不紧不慢。

“好吃吗？”他问。

“好吃。”

江屿没再说话，继续吃面。

面吃完了，卤鸭还剩两块。沈昭宁夹了一块，鸭肉酥烂，卤汁渗进去了。“老板多送了一份。”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