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里安静了一瞬。

吴小糖的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徐寄遥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俞彩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眼神变得更深了。

罗贝妮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动作很慢，像是拿着什么易碎的东西。

“这是我的原始论文草稿，2020年3月完成的，题目叫《底层社会代际贫困的形成机制——基于中部某省三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

她翻出一份文档，递给徐寄遥。

“这是我导师去年发表的论文，我从知网下载的。”

她又翻出另一份文档。

徐寄遥接过去，并排放在茶几上。

吴小糖凑过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看不太懂，但这确实……挺像的？”

俞彩虹接过去，认真看了几分钟。

她的目光在两篇论文之间来回移动，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罗贝妮。

那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愤怒，而是某种更深沉的、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才有的理解。

“核心观点完全一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关键不在于经济资源，而在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研究方法一模一样：三年跟踪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最后提炼出‘贫困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模型；连田野调查选的点，都是同一个省份的三个贫困村。”

她顿了顿。

“罗老师，这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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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妮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她没有出声，只是任由眼泪划过脸颊，滴在衣襟上。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她的声音沙哑，“我反复对比了好几遍，越对比越确定。”

“我在学校已经待了八年，那是我从2019年到2020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出来的博士毕业论文，当年我博二，为了那篇论文的研究，在那三个村子里待了半年，吃住都在老乡家，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冷得睡不着，我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就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

她说着，眼泪流得更凶。

“论文初稿写完之后，我第一个发给导师看，请他指导，那是我第一次写这种规模的论文，心里没底。”

“他看了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

罗贝妮的眼神变得空洞，像是在回忆一段很久远的往事。

“他说，小罗啊，这个选题太大，你驾驭不了，方法倒是没问题，但结论太悲观了，发出去对你没好处；他说，你要是用这个选题，毕业没问题，但想留校任教，基本不可能；他还说，你这么年轻，换个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吧。”

“我当时特别难过，我花了整整一年，吃了那么多苦，结果他说不行。”

“但是，我还是听了他的话，换了选题，又花了三个月写了第二篇博士毕业论文；被导师否定的那个选题，我再也没有碰过。”

她低下头。

“直到去年年底，我看到他的论文。”

徐寄遥沉默了几秒。

“你找导师沟通过吗？”

罗贝妮点点头。

“找了，今年1月10日，我去他办公室。”

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讲述一场噩梦。

“那天下着小雨，我记得很清楚，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深呼吸了好几次，才鼓起勇气敲门。”

“我说，张老师，我看了您新发表的论文，核心观点和我那篇被你否了的毕业论文特别像。”

“他当时正在批文件，听到这话，抬起头，笑着看着我，他那个笑容我现在还记得。”

“他说，是吗？我完全没印象，你把你说的论文发给我看看。”

“我说，老师，如果真的是……”

“他打断我，还是笑着的说，‘小罗，你先回去，等我看了你说的论文，再找你。”

“我点点头，把论文发给他就走了。”

徐寄遥看着她。

“然后呢？”

罗贝妮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脸上，但她整个人看起来像在阴影里。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等了一周，他都没有联系我。”

“我去找他，他的秘书说他出差了，我发消息，他不回，打电话，不接，发邮件，石沉大海。”

“我以为他是在忙，我以为他需要时间核实，我等了又等。”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

她抬起头，眼眶红肿，但已经没有眼泪了。

“他根本没有打算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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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7日，我收到教务处的通知，”罗贝妮的声音变得很平，像是在读一份文件。

“通知说，我的《社会学概论》课程，从下周开始由其他老师代课。”

“我去教务处问为什么，教务处的老师说，这是院里的安排，具体情况让我问院长。”

“我马上去找导师，他的秘书说，院长出差了，下周才回来。”

“第二天，我接到人事处的电话，说院里安排我去参加一个学术培训，在外地，15天，明天就出发。”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很奇怪，我去年刚参加过培训，怎么可能这么快又安排？但我不敢不去。”

“我一个人去了外地，那是一个封闭的培训中心，在郊区，周围什么都没有，每天就是听课、讨论、写心得，晚上回到房间，我就给导师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有空。”

“没有回复，一条都没有。”

“我每天发，每天等，每天失眠……培训的内容我根本听不进去，脑子里全是这件事，他怎么想的？他是打算认账，还是不认账？他会怎么处理？我会不会因此得罪他？”

“半个月，我瘦了十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