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边的那个人，还站在原地，一手端着咖啡，背对着他，看着窗外那片已经开始带点橙色的天空，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有说，就那么站着，在那六个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那六个字安静地放在了沈砚的心里。

沈砚知道他该做什么——什么都不做，继续工作，让那六个字安静地留在心里，不影响任何东西的表面，不在脸上留下一丝痕迹，让这一刻和其他所有工作着的时刻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但那六个字，悄悄地落在那里了，已经落下去了，不会消失了。

它们不是信息，不是数据，不是他用来分析顾珩的材料——那是顾珩在完全没有防备、没有任何表演意图的情况下，真实的、内心的判断，是他从来没有打算说给任何人听的东西，甚至未必是他愿意让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如果他完全意识到了，他可能不会这样想，或者不会允许自己这样想。

是沈砚偷偷地，通过一种顾珩完全不知道的方式，看见了的。

这种看见，有什么东西。沈砚还没有来得及辨认清楚那个东西是什么，电话就来了，铃声打破了工作间的安静，顾珩转过身，走向工作台，拿起手机，接通，整个人的状态立刻切换成了工作模式，那种轻松的等待姿势消失了，换成了他处理业务时一贯的专注和精准。

沈砚也放下文件，重新调整坐姿，做好接下来的准备。

他们又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等电话结束，核实了数字，确认了节点，各自安排了后续。顾珩收拾东西，说了一句"明天见"，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接收了他，渐渐远了，然后消失了。

沈砚在那间工作间里又多坐了十分钟，没有做任何事，只是坐着，让那六个字在安静里待了最后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把灯关了，走出去。

走廊里比工作间里更安静，只有几盏灯在顶上亮着，把走廊打成一段均匀的、安静的光。沈砚走过去，等电梯，进去，让门合上。

他在那个下行的过程里，把那六个字最后过了一遍。

这六个字里面，有两件分开来看都能理解、但放在一起又比单独任何一件都更有重量的事：顾珩觉得他不好对付，同时顾珩觉得他有意思。

这两件事通常不是同时出现的，通常"不好对付"会带来警惕，而警惕和"有意思"之间，有一种很难同时维持的张力。但顾珩这两样都有，而且是在同一个瞬间，同一段心声里，彼此并排，没有相互抵消，反而相互加强，让这两件事都变得更重了。

沈砚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不确定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不是第一次被一个敏锐的人认真对待，也不是第一次被认为"不好对付"，这些在商业场合里时常发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但那六个字让他停了三秒，这个，不是每次都会发生的。

他试着分析那三秒。停顿本身，不是因为那六个字让他措手不及——他一直知道顾珩在观察他，一直知道顾珩对他有某种持续的、认真的评估，这六个字是那个评估的一个结果，他早就预期过这个结果可能存在。

让他停下来的，是那六个字到来的方式。

不是从某次对话里，不是从某次交锋里，不是从某个他能够清楚地追溯来源的场景里——是从一个安静的、普通的、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下午，从一个背对着他站在窗边等电话的人那里，毫无防备地传进来的。那个时候顾珩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里，但心里是那六个字，是那六个他从来没有打算说出来的字，是那个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发生的想法。

那种毫无防备的、真实的东西——沈砚接收了太多它，但今天这次，和之前的每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电梯到了，门打开，沈砚走出去，把今天带着，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