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五日，她的手终于撑不住了。右手食指的关节肿得像一根胡萝卜，弯曲的时候疼得她冒冷汗。她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移液器，但力度不够，枪头老是掉。她换了一把更轻的移液器，还是不行。她不得不停下来。不是因为她想停，而是因为她做不了了。她坐在实验台前，看着那排96孔板，沉默了很久。C2的细胞在培养箱里等着换液，但她换不了。

她拿起手机，给沈既白发了一条消息：“我的手伤了，做不了实验。你能不能找个学生来帮我？”沈既白的回复很快：“找谁？”“随便。能加样就行。”沈既白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发来：“我明天到。”

她放下手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她不是一个会求助的人。但她的手废了，她不得不。这不是软弱，是策略。

第二天，沈既白来了。他带了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短发，戴眼镜，穿着白大褂。沈既白介绍说：“她叫林栖言，生物技术专业大三学生。做过细胞培养，会加样。”谢临昼看着那个女孩，女孩看着她。女孩的眼睛很亮。

“你做过无菌操作吗？”谢临昼问。

“做过。在学校的实验室，养过HEK293。”

“会用移液器吗？”

“会。”

“手稳吗？”

女孩伸出手，做了一个加样的动作。拇指按下，停住，松开。很稳。谢临昼点了点头。“明天开始，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我教你养C2。”女孩点了点头。

沈既白和女孩走了。实验室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走到培养箱前，取出C2的细胞板。细胞状态良好，需要换液。她试了试用左手加样，很别扭，但能加。她慢慢地、一孔一孔地加，用了平时两倍的时间，换完了整块板子。然后她拿起记号笔，在板盖上写：“C2-第5代。我的手伤了。但C2还在。”

她把板子放回培养箱，关上门。然后她回到行军床边，坐下来。她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肿得发亮。她看着那只手，想起了上一世的手——干净的、年轻的、没有受过伤的手。这一世的手，已经布满了伤痕。不是实验造成的，是她自己造成的。她把自己逼得太狠了。但她没有选择。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月的夜风很冷，吹在脸上，像一把锋利的刀。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关上窗户，关灯，锁门，走出灰楼。走在工业园的路上，月亮很亮。她没有用手机照亮。走到公交站，等车。车来了，她上车，刷卡，坐下。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她靠在椅背上，没有闭眼，只是看着窗外的路灯。

到站了，她下车，走回宿舍。室友已经睡了，她没有开灯，摸黑坐到床边，脱鞋，躺下。被子是凉的，她拉上来盖到肚子。她没有闭眼，盯着天花板。在想：代价开始了。不是“可能”会有代价，而是“已经”付出了代价。她的手、她的心脏、她的胃、她的记忆，都是代价。她不知道这些代价会不会在未来某一天收回，就像上一世的肿瘤一样。但她知道，她现在停不下来。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因为她更怕没有活过。

她没有闭眼，只是躺着，听着培养箱风扇的声音。不是真的听到，是在脑子里回放。那个声音很稳，很低，像远处的海潮。她听了很久，直到声音变得模糊，分不清是记忆还是耳鸣。然后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被子是凉的，但她没有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