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的二次分化消失后，谢临昼做了一个决定：不放弃C1，但也不依赖它。她同时推进两条线——一条是C1的维持和观察，另一条是从头开始建立C2。两条线意味着双倍的实验量。她每天在灰楼里待十六个小时以上，有时候连续两天不离开实验室。她在角落里放了一张行军床，累极了就躺一会儿，醒了继续。外卖盒子堆在垃圾桶旁边，咖啡杯排成一排。

十二月的第三周，她的身体开始发出信号。

第一个信号是手。她的手开始抖，不是持续的，而是在做精细操作的时候——加样、调焦、贴封板膜。拇指按在移液器活塞上，她能感觉到肌肉在微微颤动。她换了更轻的移液器，换了更慢的速度。但手还是抖。不是技术问题，是神经问题。连续熬夜导致的末梢神经疲劳。

第二个信号是眼睛。她的视力开始模糊，不是近视加深，而是对焦困难。看显微镜的时候，要眯着眼睛调很久才能看清。她以为是目镜脏了，擦了又擦，还是糊。后来她发现不是显微镜的问题，是她的睫状肌疲劳了。她买了一瓶人工泪液，滴了，好一点，但过一会儿又糊了。

第三个信号是心脏。她的心跳开始不规律，不是那种“砰砰砰”的加速，而是“咚——咚咚——咚”的漏拍。她坐在实验台前，把手放在胸口，能感觉到那种不规则的跳动。不是疼痛，不是窒息，而是一种“机器快要散架”的预感。她知道自己应该休息，但她不能。因为C2的筛选正处在最关键的阶段——她从HCC-827中分选出了Ki67最低的百分之一细胞，铺在96孔板里，每天观察，等待它们扩增。如果她停下来，这些细胞就会因为没有及时换液而死亡。她不能停。

第四个信号是记忆。她开始忘记事情——不是重要的实验步骤，而是日常的琐事。今天有没有吃午饭？不记得了。钥匙放在哪里？找了十分钟。她记得C2的每一个数据，但记不住自己有没有喝水。她知道这是短期记忆受损，长期睡眠不足的典型症状。

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在加样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不是平时那种隐隐的胀痛，而是像有人拿钉子从太阳穴钉进去，一下一下地敲。她的手一抖，移液器的枪头戳在了孔板边缘，液体溅了出来。她放下移液器，双手撑在实验台上，低着头，等头痛过去。痛了大约五分钟，然后慢慢消退。

她直起身，重新拿了一支枪头，继续加样。手还在抖，但她的眼神是冷的。不是不害怕，而是把害怕压到了意识的最底层。

一月，广州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灰楼没有暖气，实验室里开着空调，但温度只能到十六七度。她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白大褂，还是冷。冷让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买了一副露指的手套，戴着做实验，操作感差了很多，但至少不冷了。

C2的筛选进展缓慢。她从分选出的百分之一细胞中，得到了十七个克隆。扩增，冻存，鉴定。十七个克隆里，只有三个表达CDR因子后出现了形态变化。三个里，只有一个能够稳定传代。她把它命名为C2。C2比C1年轻，比C1敏感，比C1更有活力。它在诱导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明显的形态变化，第五天开始表达SFTPC，第七天百分之十五的细胞走向了终末分化。比C1快，比C1多。

她本应该高兴，但她没有力气高兴了。

她坐在显微镜前，看着C2的细胞在视野里生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她的身体在说：你已经透支了。她的右手食指因为长期按移液器，关节肿了，弯曲的时候会疼。她的颈椎因为长期低头看显微镜，僵硬得像一块木板，转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她的胃因为长期喝咖啡和不规律饮食，开始反酸，吃什么都烧心。

她知道这些是早期损伤迹象。不是“可能”会损伤，而是“已经”损伤了。她的身体在报警，但她不能停下来。因为C2的窗口期是有限的。她必须在C2的可塑性耗尽之前，完成所有的验证实验。转录组、表观组、蛋白质组、功能验证。每一项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是她用身体换来的。

一月十二日，她在实验室里晕倒了。不是完全的失去意识，而是一阵眩晕，眼前一黑，然后发现自己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她的头很重，像是里面灌满了铅。她爬不起来，就那样跪了几分钟，等眩晕过去。然后她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实验台，走到行军床边，坐下来。她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她已经在实验室里待了十九个小时。

她躺在行军床上，盖上外套，闭上眼睛。心跳还是不规则，咚咚——咚——咚咚。她把手放在胸口，感受着那种不规则的节律。她在想一个问题——她还要这样多久？一个月？一年？直到她像上一世一样，咳血、确诊、死亡？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能停下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能做这件事的人。C1老了，C2刚出生。没有人会替她做这些。

她睡着了。梦见了上一世。出租屋，咳血，U盘，死亡。然后重生，高考，灰楼，C1。然后C1老了，C2出生了。她被自己的心跳吵醒了。天还没亮，她看了看手机，凌晨五点。睡了两个小时。够了。

她爬起来，走到洗手池边，洗了脸。镜子里的女人看起来很陌生——苍白，消瘦，眼底青黑，嘴唇干裂。她对着镜子看了一眼，然后回到实验台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