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偏要做。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对的。”

林栖言没有再问，低下头继续加样。

一月下旬，谢临昼把那份“失败报告”又发给了傅迟序。不是通过学校的邮箱——学校的邮箱可能被监控——而是通过一个加密的临时邮箱。她在邮件里写：“傅老师，这是我的研究进展报告。不顺利，很多失败。可能这个方向真的走不通。”她知道傅迟序会看到，也知道他会相信。因为他已经退让了，他已经不再关注她的研究细节了。他只会扫一眼，然后删掉。她不是在骗他，她是在保护他。如果系统问他“你知道谢临昼在研究什么吗”，他可以真诚地说“她告诉我进展不顺利”。这不是谎话。

二月，春节。灰楼放假了，工业园里空荡荡的。谢临昼没有回家。她给妈妈打了电话，说“实验忙，不回去了”。妈妈沉默了几秒，说“注意身体”。她说“好”，挂了。她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园区。鞭炮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她忽然觉得孤独。不是那种“没有人陪我”的孤独，而是那种“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孤独。林栖言不知道全部，沈既白不知道全部，傅迟序不知道全部。只有她知道。

她在孤独中继续。

春节后的第一天，林栖言回来了。她带了一盒家里做的年糕，放在实验台上，说“谢师姐，给你尝尝”。谢临昼看着那盒年糕，沉默了几秒。然后她拿起一块，咬了一口。甜的，糯的，热乎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热乎的东西了。她咽下去，胃里暖暖的。她看着林栖言，想说谢谢，但没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

二月下旬，她做了第二次“失败报告”。这次更详细，包括了C2的“失败”数据——分化比例下降、基因表达不显著、细胞状态不稳定。她把这些数据整理成一份二十页的报告，提交了。然后她给沈既白发了一条消息：“我提交了假报告。他们会以为我失败了。”沈既白的回复很快：“你确定他们会上当？”“不确定。但他们会犹豫。犹豫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我需要的。”

二月二十八日，C2的二次分化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二十。比C1最高的时候还高了一倍。她站在显微镜前，看着那些变成圆形的、表达SFTPC的细胞，拿起记号笔，在板盖上写：“C2-第12代。二次分化20%。系统以为我失败了。但C2在生长。”

她把板子放回培养箱，关上门。然后她回到电脑前，打开那份“失败报告”的文档。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确认没有泄露任何真实数据。然后保存，加密，存进三个硬盘。这份报告是她的盾牌。系统如果攻击她，会先撞上这面盾牌。盾牌是假的，但它足够厚，足够硬。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二月的夜风还冷，但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关上窗户，锁门，离开灰楼。走在工业园的路上，月亮很亮。她没有用手机照亮。走到公交站，等车。车来了，她上车，刷卡，坐下。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她靠在椅背上，没有闭眼，只是看着窗外的路灯。

到站了，她下车，走回宿舍。室友已经睡了，她没有开灯，摸黑坐到床边，脱鞋，躺下。被子是凉的，她拉上来盖到肚子。她没有闭眼，盯着天花板。在想：逆向布局的本质不是欺骗，而是控制。控制信息的流向，控制对手的认知，控制战场的节奏。系统以为它在控制她，其实她在控制系统看到的东西。它只能看到她让它看到的。她让它看到失败，它就以为她在失败。她让它看到低风险，它就以为她是低风险。这不是欺骗，这是战争。

她起身下床，走到厨房，倒了一杯凉水。水壶里的水是昨天烧的，凉了。她喝了一口，凉水刺激喉咙，咽下去的时候感觉到食道的收缩。她把剩下的水倒进水槽，杯子放在沥水架上，杯口朝下。然后回到床上，躺下，没有拉被子。只是睁着眼睛，在黑暗中等着睡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