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报告”提交后的第三周，谢临昼在PubMed上看到了一篇新发表的论文。不是秦照野的——他的上一篇还在被引用，但还没有新作。而是另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周牧之，某省属大学的副教授，方向是肿瘤生物学。论文的标题是《Effects of HDAC Inhibitors on the Morphology and Proliferation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对肺腺癌细胞形态和增殖的影响。

她点开标题，下载了PDF。不是因为她对这个方向感兴趣，而是因为“HDAC抑制剂”这个词太眼熟了。那是她在C1实验早期用过的药物——曲古抑菌素A和丙戊酸。她用那些药物做过一组失败的实验，结果全是阴性，从来没有发表过。但她的实验记录里有，她的“失败报告”里也有。

她翻到论文的结果部分。图表、数据、结论。细胞形态改变，增殖抑制，Ki67下调。和她当年做的实验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她的结果是阴性，他们的结果是阳性。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全相反”。她当年用曲古抑菌素A处理HCC-827细胞，什么都没发生。他们用同样的药物、同样的细胞、同样的浓度，得到了显著的阳性结果。这不是巧合，这是刻意的“反证”——不是为了证明HDAC抑制剂有效，而是为了证明她的“失败”是错的。他们的论文在说：你看，同样的实验，我们做出来了，你做不出来。所以你的失败不是药物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她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的论文。他们是怎么知道她做过这个实验的？她没有发表过，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讲过，只在“失败报告”里写过。那份报告提交给了学校，学校转给了科研处，存入了她的档案。档案是机密的，理论上只有她和导师可以查看。但有人看到了，然后设计了一个实验，专门反驳她的“失败”。不是偶然撞上了同一个方向，而是有针对性地、精心策划地、在知道她的结果之后，做了一个相反的结果来证明她不行。

这是学术霸凌，不是学术竞争。

她打开“失败报告”的文档，找到HDAC抑制剂实验的那一页。细胞系：HCC-827。药物：曲古抑菌素A，浓度梯度0.1-10μM。处理时间：24-72小时。结果：阴性。一模一样。他们用的参数，和她写的一模一样。不是“相近”，而是“精确复制”。他们不是在重复她的实验——他们没有她的原始数据，只有她写在报告里的只言片语。他们用那些只言片语，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像”的实验，然后做出了“相反”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可以“调整”实验条件，直到拿到想要的结果。

她拿起线圈本，翻到新的一页，写：“周牧之发表HDAC抑制剂论文。参数与我‘失败报告’完全一致。结果与我相反。判断：有人看到了我的报告，设计实验反驳我。目的：证明我的失败是我的问题，不是方向的问题。手法：学术霸凌。”合上本子，锁进抽屉。

她站起来，走到培养箱前，取出C2的细胞板。细胞状态良好，二次分化比例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她看着这些细胞，拿起记号笔，在板盖上写：“C2-第15代。有人跟进了我的‘错误方向’。他们以为我在做HDAC抑制剂。他们不知道我在做CDR。”她把板子放回培养箱，关上门。

她回到电脑前，打开周牧之的论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找到了三处漏洞。第一，他们的阳性结果重复性差。论文里写了三次重复，但只展示了最漂亮的那一次。另外两次的数据在补充材料里，看起来像一团乱麻。第二，他们的机制研究很浅。只做了几个Western blot，没有单细胞测序，没有表观遗传分析。第三，他们用的是HDAC抑制剂，不是CDR因子。即使HDAC抑制剂真的有效，也不能否定CDR因子的价值。

她不需要反驳这篇论文。因为反驳就是承认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是负的——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否定她的“失败”。而她不需要被否定，因为她的“失败”本来就是假的。是她故意放出去的诱饵。现在鱼咬了钩，她看到了鱼的样子。不是秦照野，而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但这个人不是独立行动的。他背后有人——有人给了他她的报告，有人建议他做这个方向，有人帮他把论文发了出来。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敌人。

她拿起手机，给沈既白发了一条消息：“有人跟进了我的假数据。发表了论文，结果和我相反。判断：有人在复制我。”沈既白的回复很快：“谁？”“周牧之。不认识。”“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