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整座城像被谁突然按了关机键。

街上人一下子没了，店铺全黑，只有偶尔掠过的军车灯光，把废墟照亮一瞬又熄灭。宵禁开始以后，连狗叫都少了。周劲坐在桌边给我讲第二天的安排，说我们早上五点半出发，先去北区难民营，再去物资发放点，中午前争取赶到一所刚被炸过的临时学校拍镜头，下午如果安全窗口还在，就去城东那家半塌的医院。所有采访都得卡着时间做，因为越晚越不安全，到了傍晚，很多路口就不再属于白天那套秩序了。

“战地采访不是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周劲把头盔推到我面前，“是看今天谁让你活着拍，谁不让。”

第二天还没亮，我就被他敲门叫醒了。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穿好防弹衣和头盔，十五分钟收设备和备用电池，二十分钟后准时上车。

C国的早晨并不温柔，空气里带着灰和热，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街上已经有人在排长队领水。我们先去了北区难民营。一路上还是检查站，还是枪，还是一遍又一遍核验身份。周劲熟得像跑通勤，车一停下就先把机器塞给我，再提醒一句：“今天人多，别离我太远。真出事，相机先扔，自己先跑。”

难民营里全是人。

蓝色塑料布、铁皮棚、泥地、排队的水桶、孩子的哭声、女人身上的奶味和汗味，还有尸体处理区那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混在一起，让人刚走进去就觉得呼吸发闷。

联合国物资车还没到，已经有人因为插队和配额打了起来。我穿过人群，去采访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她的眼睛空得像井，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问她从哪儿来，她说家没了；我问她丈夫呢，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不知道。

中午没有午饭。

我们蹲在采访车阴影下面，一人分了一块压缩饼干和半瓶温热的矿泉水。

压缩饼干又干又硬，嚼在嘴里像砂子。我低头咬了一口，喉咙被磨得发涩，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那场泥石流。那时候我正赶上生理期，肚子疼得直冒冷汗，程飞嫌压缩饼干太硬，用热水一点点给我泡软了，盯着我吃下去。那时候我还嫌难吃，可那个味道比C国的压缩饼干好吃多了。

周劲嘴里嚼着压缩饼干，眼睛还盯着前方，说下午那家被炸的学校危险，让我进去以后别总站窗边，冲击波最喜欢从那种地方找人。我点头，手里却还在翻采访本，把今天记下来的时间、地点、伤员数和分发清单一条条补齐。不是我比别人更敬业，而是我知道，在这里，如果你不把真相及时写下来，它就会和尘土一样，很快被下一轮炮火盖住。

下午那所学校比想象中还惨。

半边楼都塌了，教室里的黑板还挂着，下面却全是碎砖、焦木和残缺的课桌。另一边临时辟成了诊疗点，伤员被安置在拼起来的木板床上，窗户全被冲击波震碎，风从空荡荡的窗框里灌进来，把纱布和塑料帘吹得直飘。我穿好防弹衣和头盔，下车还是拍摄。前面几发炮弹炸得很近，地面都跟着轻轻一颤。周劲在镜头后面骂了句脏话，问我要不要停。我摆了摆手，站在那扇被炸碎的窗户边，把口播录完。

那一刻我脑子里很清楚，我不是在逞强。我只是太知道“以后也许再也拍不到了”是什么感觉，所以每一次能拍的时候，都不肯轻易停。

等拍完已经是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