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在C国首都机场的时候，窗外正是中午。

舷窗外的天亮得发白，停机坪被热浪烤得微微扭曲，空气里混着机油、灰尘、汗味和一种说不清的焦糊气，像是太阳把整个国家都架在火上烘过了一遍。

机舱门一打开，热风轰地一下灌进来，我还没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喉咙已经先被这股干燥又灼人的空气刮得发疼。

我背着采访包，拎着行李，随着人流往下走。头顶的阳光沉甸甸地压下来，晒得人眼前发花。远处停着几架运输机，机身上落着厚厚一层灰，再远一点，是铁丝网、装甲车、荷枪实弹的士兵，还有被风吹得不停晃动的蓝色联合国旗帜。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不是在做一场冲动的梦，也不是在拿一张模糊的照片自我催眠。

我真的来了。

来到这个被战火、贫困、疾病和死亡同时啃噬着的国家，来到那个可能有程飞，也可能根本没有他的地方。

机场出关比我想象中更慢。三道检查，先查证件，再查设备，最后查采访许可。每一道关口都有人拦下来问东问西，护照、记者证、台里的派驻函、当地临时采访许可，翻来覆去地看。枪口垂在眼前，迷彩靴踩在地上发出很闷的声响，整座航站楼像一台运转艰难却不容出错的机器。等我终于拖着箱子走出来，背上已经起了一层汗。

来接我的，是记者站派来的摄影搭档周劲。

他比我想象中还黑，瘦得像根绷紧的钢丝，肩上挂着两台相机，嘴里叼着半根没点着的烟，见到我第一眼，先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伸手把我行李拎了过去。

“姚瑶？”他问。

我点头。

他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随即脱口而出：“竟然是女的？”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语气里那点意外还没压住，带着一种久经前线的人特有的粗粝和不耐烦：“老秦手底下是没男的了？派个女记者来这儿干什么，拍两天哭着回去？”

那话说得很冲，连旁边来接人的司机都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可我一点都没生气。因为我太熟悉这种眼神了。不是单纯瞧不起女人，而是那种在战地泡久了的人，对一切“可能拖后腿的变量”都会本能排斥。

对周劲来说，我不是姚瑶，我只是一个从国内空降过来的新记者，一个看起来没晒黑、也没沾过炮灰味的柔弱女人。他不相信我能扛住这里的热、脏、饿、警报、炮火和没完没了的封控。

我把采访包往肩上提了提，平静地看着他：“能干的事多了。采访、写稿、出镜、跑现场，必要时还能自己扛机器。”

周劲盯着我看了两秒，像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回他。半晌，他嗤地笑了一声，那笑意很淡，既像不信，又像来了点兴趣。

“行。”他说，“有点脾气。”

他伸手把我行李拎过去，又从车里拽出一件防弹衣和一顶头盔，直接塞到我怀里。

“先穿上。到了这儿，记者证不防弹，脸也不防弹。”他顿了顿，目光又落到我脸上，语气依旧不算客气，“我先把丑话说前头，我这人不照顾新人，尤其不照顾娇气的。你要是能扛，咱们就搭档；扛不住，趁早让老秦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