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们说，这不是演员。这是大臺国的面孔！”

闪光灯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温憾絮站在台上，军装换成了深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他的脸上带着笑。不是张俊生那种左边嘴角先翘起来的笑。是另一种——同时到达整张脸的，来得快，收得也快。

大哥在角落里看着他。手里端着一杯没怎么喝的香槟，气泡在杯壁上附着一层又一层。他没有走过去。

《报国》之后，资源像南河雨季的水一样涌过来。

军方背景的制片厂跟他签了三部戏的合约，片酬是以前的三倍。广告商找上门来——香烟、手表、发油、皮鞋。他的照片印在广告牌上，印在杂志封面上，印在日历上。耀华力路的工作室搬到了石龙军路一栋新式大楼的三层，窗户不再是面对鱼露作坊，而是面对南河。大哥的算盘换了一把新的，紫檀木的，珠子拨起来声音比原来那把沉。

以前从来不会正眼看他的导演，现在托人递话，说想合作。以前从不给他发试镜邀请的制片人，现在把剧本送到工作室门口，一摞一摞地堆在大哥的桌上。剧本的封面印着各种各样的片名——《国魂》《大臺人之血》《边境英雄》。每一个角色都是同一个类型：坚毅的、忠诚的、属于这个新时代的大臺国男人。

温憾絮一个一个地演了。

不是因为想演。是因为如果不演这些，就没有别的可演。所有其他类型的角色——那些柔软的、犹豫的、在镜头前需要低下头而不是昂起下巴的角色——都轮不到他。他的脸已经被固定在那个海报上的姿态里了：目光看向远方，背景是国旗和尖顶。

他演得很好。导演们这么说，评论界这么说，观众也这么说。他的演技比四年前更稳了。走位精准，台词扎实，情绪收放自如。蓬猜有一次在片场碰见他，站在监视器后面看了一会儿他演的戏。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现在演戏，”蓬猜说，“眼睛里没有光了。”

温憾絮站在摄影机前面，灯光从侧面打过来，把他穿着军装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他没有回答。

那一年他演了四部电影的主角。每一部都卖座，每一部都获奖。他的名气从manu传到qinai，从qinai传到槟城，从槟城传到国外。他的名字用大臺文拼写，印在跨国发行的电影杂志上。“温憾絮”三个字被翻译成英语，翻译成法语，翻译成他看不懂的语言。但在大臺文的拼写里，“憾絮”两个字的意思被磨掉了，只剩下三个音节的读音。遗憾像柳絮——他爷爷刻在他名字里的那句话，没有人知道了。

年末的颁奖典礼上，他穿着笔挺的深蓝色西装站在台上。奖杯是铜铸的，沉甸甸的，被无数届得主的手摸得发亮。他把奖杯举起来，对着话筒说了一声谢谢。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把他的脸照成一片白。他站在那片白光里，想起五年前第一次进片场。青色长衫，山门布景，一个紧张得手抖的新人，被一个比自己矮半个头的人握住手腕。

“你就是师父新收的弟子？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诚。”

那个新人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