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陈志远的办公室。

严格说，那已经不能算普通办公室了。陈志远近两年转做公益基金和未成年人权益项目，在城南写字楼租了整整一层，前台明亮、玻璃墙干净、走廊上挂满了活动照片和感谢锦旗。任何第一次进来的人，大概都会先觉得这是个很体面的地方。

体面有时候最危险。

因为越体面，越方便把不干净的东西包得像善意。

陈志远本人不在。秘书说他前一天去了外地参加论坛，手机关机，暂时联系不上。可专案组拿着协查手续进门后，很多东西还是来不及完全收干净。

档案柜里有大量青少年援助项目材料，单独看都没问题。真正让秦峥停下脚步的，是一间上锁的小会议室。锁开后，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秘密，只有一整面白板。

白板上贴着不同年份的危机案例简报，按“校园”“家属”“媒体”“司法沟通”四个板块分区。大多数便利贴写得很模糊，只写项目代号和时间。可其中一条，被人撕掉了一半，仍能看见残留字样：

0719 / 母亲失控 / 未成年人转介成功 / 后续稳定

“稳定。”许澜盯着这两个字，冷笑了一下，“他们真会用词。”

隔壁文件柜里还找到几份往年培训稿。

其中一页标题是《高风险个案的多方口径协同》。内容乍看像危机公关培训，细看却让人不适。比如：

——先统一最容易被公众接受的解释。

——对情绪化发声者，避免正面冲突，优先引导其进入评估流程。

——如果个体存在创伤背景，可将“记忆混乱”作为缓冲事实传播的专业框架。

这些话每一句都能找到“合理性”。可当它们被放在苏静、苏晓、林雯这些具体的人身上时，就像一层层冷蜡，往活人脸上慢慢封。

韩柯在最里面那只抽屉里翻出一个硬皮夹，里面只装了两份证词复印件。

第一份，是三年前苏晓的学校心理评估摘录。

第二份，是同一时间段一名“外部支持律师”整理的情况说明。

两份材料的核心内容几乎相反。

评估摘录里写：

对象持续表达“楼里有人”“有人拉她母亲”“有人让她不要说”，惊恐程度高，建议隔离可疑接触者并做保护性访谈。

而律师情况说明里却写：

对象存在明显创伤性联想与场景替代，陈述不稳定，容易将梦境、传闻与现实混同，不宜作为单一事实依据。

许澜看完直接骂了句脏话：“一边是保护性访谈，一边直接把人定成不稳定。那后面听谁的，还用问吗？”

“关键不是听谁的。”秦峥说，“关键是谁有资格把后一份递到正式流程里。”

如果第一份只停留在老师或初评人员手里，第二份却进了学校、家属协调和后续复核链条，那么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倾斜了。

而更微妙的地方在于：第二份并没有彻底否定苏晓。它只是把她降成一个“可能有内容、但不可靠”的信息源。这样做既体面，又足够有效。

它不需要证明你在撒谎。

只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暂时别太信你，就够了。

中午时，技术员又从陈志远办公室电脑残留中恢复出一段会议纪要。纪要日期正好在苏静死后第二天，参会人名单写得很简略，只有姓氏和首字母，但其中“周”“陈”“校”“评”几个标记已经足够明显。

纪要里有一句话被反复讨论：

未成年人目击版本需尽快收束，避免次生传播。

下面有人补了一行手写批注：

若家属继续失控，可转入医疗叙事。

“医疗叙事。”陆昭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声音很淡，脸色却更冷了。

秦峥知道他为什么反应这么重。

在很多人眼里，医学、法律、心理评估本该是保护人的东西。可一旦这些东西被拿来做统一口径的工具，它们就会变成最难反驳的墙。因为普通人对“专业意见”天然让步，而那些真正受伤的人，往往恰好最没有力气越过这堵墙。

下午，陈志远终于回了电话。

他没有逃，也没有失态，只在电话里平静地问：“我可以配合，但能否由我的律师在场？”

这种镇定很像某种已经准备好的姿态。

晚上七点，陈志远出现在询问室。

他五十岁出头，穿深灰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不急不缓，看上去仍旧像个习惯代表别人发声的人。即使坐在询问灯下，他也没有明显慌张，反而先表达了对林雯案的“震惊”和“遗憾”。

“我认识林老师，但不熟。”他说，“早些年做过校园危机项目时有过接触。”

“你和周承安什么关系？”秦峥问。

“合作关系。那几年未成年人保护和校园危机干预项目常有交叉。”

“清宁中心呢？”

“也是项目合作方之一。”

陈志远回答得非常顺，像这些词在他脑子里早就排好顺序。可越顺，越像筛过。

秦峥把那两份证词复印件放到桌上，推过去。

“你解释一下。”

陈志远低头看了一眼，神色并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