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的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我还是像上了发条一样，准时上学、放学，去琴房回课，到芭蕾学校训练。

可没人知道，此刻的我，早已不是2000年暑假前那个天真的小女孩了。

不是因为过了一个夏天就满了十岁，

不是因为一个假期猛地长高了五厘米，

更不是因为五官长开、模样越来越出挑。

那个从前为了妈妈一句夸奖，就拼命一遍遍练音阶的小姑娘，彻底消失了。

琴房里的斯坦威钢琴依旧光亮，黑白键敲出来的声音依旧清脆，可我的指尖再也没有半分讨好的意味，只是按部就班地起落，像完成任务一样弹完规定曲目，合上琴谱转身就走。

娜塔莎老师皱着眉的叮嘱，我左耳进右耳出，半点不往心里放。

芭蕾课也是一样。

以前我会对着镜子反复抠每一个踮脚、转圈的动作，生怕不够标准被老师说、让妈妈不高兴。

现在我只是跟着队伍做动作，做到合格就行，再也不会为了追求完美，回家后一边背单词一边压腿下腰。

因为我心里清楚，这些才艺根本不是我自己想学的。

它们夺走了我的童年，我以后也不会靠这些吃饭。

我想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就必须挣很多很多钱。

我知道钢琴老师娜塔莎一直想来中国看看，看看这个遥远又古老的国家，可她始终没能成行。

为什么？

因为她没钱。

一张基辅往返北京的打折机票，就要将近八千块人民币，娜塔莎根本拿不出来。

你看，想要活得开心，没有钱怎么可能？

娜塔莎是妈妈精挑细选的老师，还是乌克兰的功勋演员，可一节课才收二十格里夫纳，换算成人民币也就三十五块左右。

钢琴弹得再好，又怎么能让我挣到大钱？

芭蕾就更不用说了。

基辅大剧院、俄罗斯芭蕾舞团巡演的门票才两块钱，我去看还能免费。

学这些东西，根本撑不起我想要的生活。

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少了小孩子该有的软糯娇憨，多了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沉静，甚至是冷淡。

我不再主动跟妈妈说话，除非她先开口，否则我就一直沉默。

饭桌上，她把剥好的水果递过来，我只是淡淡移开视线，拿起自己那份，全程不看她一眼；

她想摸摸我的头，问问我学校的事，我总是借口收拾书包、要去练琴躲开，不给她靠近的机会。

爸爸走后，高健又开始频繁在我家住下。

以前他还知道避着我，言行举止都带着拘谨，现在倒像半个主人，大摇大摆坐在客厅看电视，随手拿起爸爸用过的杯子喝水，和妈妈在厨房说说笑笑。

那些细碎的声音从门缝飘进来，听得人心里发堵。

我再也不会叫他“健哥哥”，连名带姓直接喊：高健。

撞见他在家，就当没看见一样从旁边走过，一个眼神都懒得给。

他偶尔讪讪搭话，问我学习紧不紧、琴练得怎么样，我要么装作听不见，要么冷冷丢一句“跟你没关系”，直接把他噎住。

妈妈看在眼里，有时会叹气劝我：“然然，别这样对建哥哥，女孩子要有礼貌。”

我只当耳旁风。

她哪里明白，自从在克里木别墅撞见那一幕，自从她为了这个男人狠狠扇我那一巴掌，我对她最后一点依恋和信任，就碎得拼不回去了。

女孩子确实要有礼貌，乌克兰尤其看重女孩的优雅与气质，从小就教这些。

可女孩子光有礼貌就够了吗？

更要有骨子里的尊严。

高健比妈妈小整整十岁，也敢登堂入室，实在可笑。

我在心里给自己筑起一道厚厚的墙，把妈妈、高健，还有所有让我难堪难过的人和事，全都挡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