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江晓风宣布她坚决不估分。

“不对答案，不看解析，不讨论题目。谁跟我提‘估分’两个字我跟谁急。”她盘腿坐在沙发上，手里举着电视遥控器，表情严肃得像在宣读一份外交照会。电视里正在播一部重播了无数遍的搞笑综艺，主持人夸张的笑声一阵接一阵，她跟着笑了两声，又忽然收住，狐疑地看了一眼茶几上沈栖月的手机——屏幕上是一份刚下载的标准答案。

“你在看什么。”

“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长这样？”

“文字版。”沈栖月面不改色地把手机翻了个面，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

江晓风哼了一声，继续看电视。但沈栖月注意到她的脚尖在沙发垫子下面一下一下地点着——那是她的习惯性动作，每次在收卷铃响之前、在画完最后一笔水彩等吹干之前、在天台上犹豫要不要翻开新一页速写本的时候，她的脚就会这样一下一下地点。她在想事。想的是估分这件事。

从考场出来到现在，江晓风一直维持着一种兴高采烈的松弛状态。第一天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半，阳光把窗帘照得半透明，她伸了个懒腰说“这是我一年来第一次自己醒”；第二天把画室的天台夕阳画收尾了；第三天把茶几上的橡皮屑全部清理干净。她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来填满时间，却一直绕开一件事——分数。沈栖月从茶几下面拿出那叠从学校领回来的标准答案，翻到数学，找了张白纸开始对着题目重新算一遍。她不觉得估分有什么可怕，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接受做错一道题，她只是想知道结果。

但江晓风不是。她把遥控器放下的动静有些大，打着赤足踩着地板走到茶几对面，背对着沈栖月在速写本上画起了东西。铅笔沙沙地响，比平时快。

“你觉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看分数的。”她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不像刚才宣布“不估分”时那种斩钉截铁的理直气壮，像是剥掉了一层硬壳，里面是软的。

沈栖月把笔放下，看着她。

“小学四年级。数学考了九十九，差一分满分。回家被骂了二十分钟，说粗心。初中第一次月考，英语作文扣了分，我妈把我卷子撕了，说这样你才能记住。”

她把铅笔转过来，用橡皮那头在速写本上点了点，点出一排密密麻麻的小凹痕。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敢估分。从小到大每次估完都没好事，哪怕自己觉得考得还行，看到答案还是心慌，像有人站在背后等着看我差了几分。”

沈栖月沉默片刻，站起来走到她身后，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笔。然后把那叠标准答案拿过来，放在茶几上。翻开。她的动作不快，每一页都翻得清清楚楚，纸张哗啦哗啦地响。

“我跟你一起看。错的算我的，对的算你的。”

江晓风转过头，看着沈栖月手里那支红笔，又看看她摊开的答案，“什么叫错的算你的。”

“错的题是我没讲好。对的题是你自己考出来的。”

江晓风把铅笔放下，“你是不是——”

“不是。我没有什么好心，只是数学最后一道选择题我也选了C。我想知道对不对。”沈栖月的耳朵尖又开始泛红了，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

江晓风没有戳穿她。坐回沙发上，把速写本翻到一张空白页，又从笔筒里抽了一支铅笔，和沈栖月并排坐在茶几前。茶几上摊着标准答案、两张空白的草稿纸、一支红笔和两支铅笔。电视不知什么时候被关掉了，客厅里安静得只剩下冰箱压缩机嗡嗡的低鸣和窗外河面上偶尔驶过的摩托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