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中探花那年，京城的人说我“少年得意”。他们不知道，我入翰林院修史的第一天，在藏书馆的角落里找到了一本手抄的《边防守御录》。不是孤本，不是珍籍，只是一个无名氏用蝇头小楷写的读书笔记，纸色发黄，墨迹淡褪，但字迹清隽，一笔一划都带着不疾不徐的从容。我在那本笔记的扉页上看见一行小字：“雁门沈氏藏。”

那是沈家的书。是你母亲抄的，还是你抄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本笔记我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从午后看到掌灯，掌灯看到藏书馆的执事来催我走。我把那本笔记放回原处，走出藏书馆，站在廊下。晚风从宫墙那边吹过来，带着槐花的甜香。我想，写这本笔记的人，一定是个很认真的人。认真到连一本随手抄的笔记，都写得像字帖一样好看。

后来我调到大理寺，从修死人变成了审活人。我审了很多案子，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哭喊、冤枉、求饶。我把那些人写在卷宗里，一张一张地归档。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一辈子了。直到那天有人来报，说沈家的县主来调卷宗。我让人把她引到值房，自己坐在案后，手里捏着一本还没批完的案卷，故意没有抬头。我知道沈家。北境玄甲军，太傅林家，还有——那个十一年前死在寿康宫的女人。她的女儿，如今十九岁。

我抬起头来。她站在门口，日光从她身后涌进来，把她的轮廓照成一幅剪纸。她穿着月白的衫裙，头发挽得整整齐齐，没有戴什么首饰，只有耳垂上一粒米粒大的珍珠，在日光里泛着淡淡的光。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像山里的潭水，很深，很凉，像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她看了我一眼，只一眼。她说：“顾大人，我来调沈家旧案的卷宗。”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一把刀，不是砍人的那种，是裁纸的那种，薄薄的，轻轻的，但你知道它很锋利。我把卷宗递给她，她接过去翻开，一页一页地看。她看卷宗的时候，眉头微微皱着，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划过，像在抚摸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看完把卷宗还给我，说了一声“多谢”，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廊道的尽头消失，像一滴水滴进了河里，无声无息。

那天晚上我回到值房，坐在案前。那本卷宗还摊在桌上，我没有收。我翻开，看着她手指划过的那一页，纸面上有一道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指痕。我把手覆上去，指尖触到那道指痕。她的手指比我细，比我软，她从这道卷宗里看到了什么？她在想什么？她住在沈府，每天推开窗能看见那棵槐树吗？她喜欢喝什么茶？她——我收回手，把卷宗合上，放回原处。那天夜里我第一次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我，我不敢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