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个想法让我既恐惧又兴奋。

恐惧是因为它摧毁了我对“真实”的最后一点信心。如果连林晚都可能是我的臆想，那么还有什么是真实的？父母、朋友、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如果我的意识具有如此强大的虚构能力，谁能保证它们不是同一场宏大臆想的产物？

兴奋则是因为，如果它是真的，如果我真的能仅凭自己的意识就创造出如此逼真的幻象，那么我的意识该有多么强大？它就像一个全能的造物主，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整个世界，然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普通的十八岁少年，与自己的造物互动，甚至被自己的造物所感动、所伤害。

这太了不起了。

我开始系统地检视我生活中的一切，试图找出破绽——那些会暴露“这是一个虚构世界”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巧合。

为什么我和林晚能做两年半的同桌？班主任给出的解释是“按身高排座，你们身高相近”。但年级里有那么多身高相近的人，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两个被频繁地安排在一起？也许不是班主任在安排，而是我的潜意识在安排。我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稳定的“对象”来承载我的情感投射，于是我的意识在幕后操纵了这一切，让“同桌”这个最方便的借口成为现实。

第二个线索：不对称性。

我发现我对林晚的了解远远超过她对我的了解。我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蓝色）、怕什么动物（蜘蛛）、最讨厌什么食物（香菜）、最想去什么地方（冰岛）。但她对我的了解呢？她甚至记不清我生日是哪天。

这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她就是个普通同学，懒得了解我。第二种：她是我创造的，我创造她的时候只给了她有限的“了解我”的程序，因为在我的意识深处，我并不真的需要她了解我，我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观察、可以思念、可以为之痛苦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平等的互动者。

第三个线索：缺席后的强化。

她离开后，我反而觉得她更“真实”了。这很奇怪。按理说，一个真实的人离开后，随着时间和距离的推移，记忆会模糊，情感会淡化。但恰恰相反，她离开后，她的形象在我的意识中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鲜活。这不正说明她主要存在于我的意识而非外部世界吗？因为一旦外部世界不再提供关于她的新信息，我的意识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地完善她、强化她。

她离开得越久，她在我的意识中就越强大。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五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

如果林晚可能是虚构的，那么我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不是虚构的？

这是让我真正感到颤栗的问题。不是“世界是否真实”，而是“我是否真实”。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的时候，那个进行着怀疑行为的“我”本身是不能被怀疑的，因为怀疑需要一个主体。这看起来很坚固，但我不完全信服。

因为“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被建构的东西。我的性格、我的记忆、我的偏好、我对林晚的感情——这一切都可能是某种更基础的意识过程的产物。换句话说，也许有一个“真正的我”在更深的地方，而我现在所认为的“我”，不过是那个真正的我创造出来的角色，就像我认为林晚是我创造出来的角色一样。

这就像一列镜像：世界可能是我的意识创造的幻象，我的意识本身可能又是另一个意识的幻象。无限退行，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初的、绝对的、不可置疑的“真实”。

我在这种思考中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不是抑郁，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悬浮感——仿佛我脚下的地面从来就不是实心的，只是一层薄薄的冰，而冰下面是无限深的虚空。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走得很稳当。现在我知道了，每一步都变得战战兢兢。

但我又意识到，这种战战兢兢本身也可能是预设好的。也许“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剧本的一部分，也许我注定要在十八岁的这个暑假陷入这种怀疑，就像我注定要在高中时代爱上林晚一样。

这一切都是剧本。

我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唯一让我不是编剧的理由是：如果我是编剧，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写这么一出痛苦的戏？

但也许编剧的我有着演员的我无法理解的意图。也许现在的痛苦在未来会显现出它的意义。也许我需要在最深的怀疑之后才能抵达某种真正的真实。

也许这就是我十八岁这一年的课题。

窗外开始发白了。凌晨五点半，天要亮了。

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天亮这件事本身，就是在回应我的思考。它像一个信号，一个只有我能读懂的暗号，提醒我这场意识游戏的规则。

但我不会停止思考。我只是十八岁，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花整个暑假甚至更久来研究这个问题。我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样本来解剖，把每一个念头、每一种感受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因为如果只有我是真实的——不，如果连我都不是绝对真实的——那么弄清楚“什么是真实的”这件事本身，就是我在这个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的人生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事。

我合上笔记本，爬上床，闭上眼睛。

在意识模糊的边缘，我好像看到林晚站在一片花田里，背对着我，风吹起她的头发。

我想叫她，但发不出声音。

然后我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