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个月我把自己埋在书里。专业课的书，厚厚一摞，码在书桌左边，看完一本就移到右边，像拆一堵墙，拆了左边砌右，咖啡喝到胃疼，疼了就用手按着，按一会儿继续写。他不让我喝那么多咖啡，给我寄了茶叶，说是朋友从国内带的，铁观音，装在铁盒里，盖子很紧，每次打开都要用美工刀撬一下。

我泡了一杯，很苦，比咖啡还苦，但苦过之后有一点点回甘。我喝了一口，想起他说过的话——“苦过之后会甜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茶还是别的。

他去西班牙是突然决定的。那天我正在背英语作文模板，他打来视频，背景是机场，玻璃窗外是灰色的天。

“我要去西班牙了。”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你去干嘛？”

“打工，读书。”

“多久。”

“两年。”

视频里他的脸有点模糊，可能是信号不好，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笑了笑，“回来我们就结婚。”

我看着屏幕里那张笑得很淡的脸，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知道，他去西班牙，不是因为想去西班牙。

那个女人叫刘素莉，算是星的后妈，医院的护士，听他说和蒋伟杰是初恋。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监狱门口，天上下着雨，星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所有人，肩膀很直，直得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已经不会弯的树。我走过去想握住他的手，还没碰到，一个女人从后面冲上来，穿着黑色的连衣裙，裙摆溅了泥，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的，像一把剪刀在剪什么东西。她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哭得很响，响到整个走廊都是她的回声。

她哭着说：“你爸要死了，我怎么办？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也是你的兄弟啊。”她哭的时候脸上没有泪，我仔细看了一眼，确实没有。

他低头看着那个女人抱着他胳膊的手，那双手涂着深红色的指甲油，指甲很长，掐进他袖子的布料里。他没有推开她，也没有说话，只是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出来，动作很慢，慢到像是在拆一个炸弹。女人愣了一下，哭声停了半秒，又续上了，比刚才更大，更响，更像真的。

后来我知道，那个女人是小三。

她知道了他父亲可能会涉及经济犯罪了。那个女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请律师，不是打听案情，是找会计。她要把家里的资产理清楚，要把那些不在名下的东西转到自己名下，要证明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有继承权。她来星家里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坐在沙发上，把文件一份一份地摆在茶几上，摆得很整齐，边角对齐，像在布置一个什么仪式。

她说：“这是你爸的孩子，有继承权，法律规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摸着肚子，肚子是平的，看不出任何起伏。他坐在对面，看着她，不说话，不看那些文件，就那么看着她。她被看得不自在，把目光移开，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她皱了皱眉。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的脸被窗外的路灯光切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亮的半边没有表情，暗的半边什么都看不见。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膀很硬，硬得像石头。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站着。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我妈的孩子都没了，她凭什么有孩子……”

我也没有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过了两个多月，孩子没了，我们去了医院，医生说胎停，原因不明。

那个女人来找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她穿了一件粉色的外套，头发烫了卷，化着妆，看不出任何悲伤。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是红茶，她加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搅着，搅得很慢，杯壁上沾了一圈茶渍。

她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但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清楚。”她说到“说清楚”的时候，勺子碰了一下杯壁，叮的一声，很脆。

她说：“你和她，从高中就在一起了吧？”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星，他的脸没有变化。她说：“那种感情我懂，初恋嘛，谁都忘不了。我和你爸也是初恋，他追了我很久，我等了他很久，我们的感情和你们是一样的。”她说“一样的”的时候声音放软了，软得像棉花糖，甜的，黏的，一捏就扁了。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石头从高处落下，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

他说：“你们算什么东西……能和我们比。”他看着她——他的后妈——眼睛没有任何感情，没有恨，没有厌恶，什么都不带。那个女人愣住了，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她站起来，走了，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嗒嗒嗒的，和殡仪馆那天一样的节奏，一样的急躁，一样的虚张声势。门关上了，关上的那一瞬间，他伸出手，端起了那杯她没喝完的红茶，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把杯子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很久，冲了三遍，倒扣在沥水架上。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那杯被倒掉的茶，看着那个被冲了三遍的杯子，看着那只被扣在沥水架上的、滴着水的、干干净净的杯子，忽然觉得，他这辈子最擅长的事，就是把不属于自己的人从生活里清理出去，清理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包括那个女人，包括他的父亲，包括他自己。他把自己也清理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