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从落地窗涌进来，铺满整个客厅。我们靠在沙发上，我的腿搭在星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一本丁立梅的散文集，翻到某一页。我的声音不大，像在跟自己说话，又像在念给他听。书的纸页很薄，透光，能看到背面字的影子，模模糊糊的。

我念到一句：“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他伸手把书拿过去，看了一眼那一页。

他说：“这句好。”

“什么好？”

“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像我们。”

我想了想，笑了。不是那种笑，是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把脸埋在他肩膀上。

我们最近在看房子布置的东西。其实房子早就装修好了，只是窗帘一直没定。我挑了很久，翻了好几本样本册，最后选了一款亚麻的，米白色，遮光不是最好的，但我喜欢阳光透进来的时候那种柔和的、不刺眼的光。

他说：“好，就这个。”

“你都不看。”

“你选的我都喜欢。”

“你能不能有点主见？”

“我的主见就是听你的。”

我把样本册砸在他身上，他接住了，笑了，我也笑了。

窗帘量尺寸的那天，我站在窗台上，他扶着我的腰，怕我摔了。我的手举着量尺，够不到最上面，踮起脚尖，他的手指在腰上收紧了一点。我低头看他，他抬着头看着我，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眯了一下，很浅的皱纹从眼角延伸开。我忽然想哭，忍住了。

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公园散步。那个公园在我们新家附近，有一条湖，湖边的柳树一年四季都绿着，只是春天的时候绿得嫩一些，深秋的时候绿得旧一些。我们走在湖边的石板路上，我走左边，他走右边，有时候我的手碰着他的手，他就握住了。握得不紧，松松的，像怕握碎了。走到那条长椅的时候，我们总会坐一会儿。长椅是木头的，漆成深棕色，靠背上有人刻了字，心形的，里面有两个名字，已经模糊了，看不清是谁。

我靠着他的肩膀，看着湖面上的水鸟，水鸟钻下去，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从很远的地方冒出来，抖了抖翅膀上的水。

我说：“那只鸟是不是刚才那只？”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饿了，走吧，回去做饭。”

我笑了，像水从泉眼里冒出来，堵都堵不住。

那天晚上，我们在阳台上喝茶。茶是铁观音，他泡的，水温刚好，不烫不凉。我捧着杯子，看着窗外的星星，星星不多，稀稀疏疏的，像谁不小心撒了几粒米在天上。

我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很久以前的那些夜晚，想起那些我以为会死掉的时刻。那些时刻像河底的石头，水很清，看得见，但水流过去了，石头还沉在那里，不动了。我不知道那些石头会不会被冲走，也许永远不会，也许会在某一天被一场大雨带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你还想做什么，直接告诉我就好。”

我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住了。杯壁是温的，他的手指覆在我的手背上。他没有看我，看着窗外的星星，好像那句话不是他说的，好像那颗星星才是说话的那个人。

我说不出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石头，是别的，是很多年很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直没有流出来的、已经干涸了的水。那些水变成了盐，结在我的喉咙里，结了一层又一层，结到我说不出声，哭不出声，连呼吸都要很用力才能通过。

杯底磕在茶几上，嗒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我抱住他，脸埋在他的颈窝里。我抓着他的衣服，抓得很紧，紧到指节泛白。他轻轻拍着我的后背，一下一下的，像在哄一个哭累了的孩子。

我哭了。声音从喉咙里冲出来，冲破了那些结了多年的盐，咸的，涩的，烫的。我说不出话，只是哭，哭得像一个被找到了的、迷了很久很久路的小孩。

我以为那条路没有尽头，以为我要一直走一直走到死，走到所有人都忘了我，走到我也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走。但他找到了我，他站在路口，没有问我为什么走了那么远，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回来，他只是说，你还想去哪里，我陪你去。

我哭得说不出话，眼泪打湿了他的衣领，他的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轻轻按着她的头皮，按着那些紧绷了太久的、以为不会松开的弦，一根一根地松开，松开以后就不紧了，不疼了，不响了。

后来我靠在他怀里，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像一个小孩子。

他说：“饿不饿？”

“饿。”

“想吃什么？”

“随便。”

他笑了一下，“什么都可以随便，窗帘不随便，吃的倒随便。”

我也笑了，笑的时候鼻涕冒了个泡，他拿纸巾给我擦。

房子的窗帘后来装上了。米白色的亚麻布，阳光透过来的时候温柔得像旧照片的颜色。我站在窗前，光打在脸上。他从后面搂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说好看。

“窗帘好看还是我好看？”

“都好看。”

“你必须选一个。”

他想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回答了，他才说，“你穿着这件衣服站在这个窗帘前面，最好看。”

丁立梅的那本书放在床头柜上，书签夹在那篇《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里。我偶尔会翻两页，念给他听。有一篇写的是：“这世上，总有一些人记得你，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