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那张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的白纸上。纸上密密麻麻。我盯着列出来的所有，盯了很久，久到字迹模糊了，久到纸张发黄了，久到我觉得那两个字的笔画里住着很多人，被害过的人，不止有我自己。

星的保险箱里，u盘，视频，照片，几岁的，十几岁的，女孩，隐私……

首先是把那些文件交给警方。我到了派出所，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推开。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些文件是怎么到我手里的？我打开了那间他从不让任何人进的书房，整理了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的材料。

我用什么身份解释这一切？未婚妻？在法律上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仅没有资格，反而可能被他们倒打一耙，说我窃取他人隐私，说我构陷，说我因为爱人自杀精神失常。我把手从门把手上收回来了。

然后是找细节。我列了一个名单，那些公司的人，那些亲近的人，毒渣子都藏在里面。有的获过奖，有的被骂过，有的销号了。一个一个地查，有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的主页停在某一天再也不更新了。我关掉网页，靠回椅背，看着天花板。

那些人的手有多长？哪些人是干净的？哪些编辑收了钱？哪些平台会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那篇稿子就消失了，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不能赌，一点漏洞不可以有，因为我手里只有这一份真相，赌输了就没有了。

接着找律师。我打了几个电话，多少钱都无所谓，还要熟悉法律背后的意义，免得触犯。

我挂了电话以后坐在沙发上，手机还贴在耳朵边，听筒里的忙音嗡嗡嗡的，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看着自己光裸的脚趾。指甲没有涂颜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对，一个喜欢在公园散步的女人，一个连自己的爱人都没来得及救的普通人。普通人要跟天顶的人打官司，就像蚂蚁想搬动一头大象。我不怕搬不动，我怕搬到最后，大象一脚踩下来，把和我有关的一切踩成一张薄薄的、贴在地上的、谁都认不出来的相片。

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盯着一处发黑的天花板。那些人最怕什么？一个一个地想。这个人怕老婆，那个人怕死，这个人怕钱没了，那个人怕名声毁了。还要把这些怕变成一把一把的刀，插在他们之间，让他们互相捅，捅到最后一个站着的人，就是手里最后一张牌。

想得很兴奋，我坐起来，打开灯，在纸上画了一个关系图。画完我看着那张图，看了一会儿，忽然把灯关了。这个计划太复杂了，变量太多，控不住。不行，必须可控，我是一个很好的编剧，但不是一个好的导演。我可以写出一百种结局，但现实只会选择其中一种，而那一种往往不是最好的那一种。不能赌。

必须有保底计划，谁做诱饵？

最好的诱饵是我自己。

那些人在我身上做过的那些事——照片，威胁，让我从十二岁起夜里睡不着觉、不敢蹲下去捡东西、不敢在任何有缝隙的地方多待一秒的那些事，都是筹码。

他们会以为我怕。我是女孩，我是他者，他们不知道我，他们想不到的，因为他们只能想到圣母，□□，女儿。

太好了，幸好我是女性。

身体算什么？清白算什么？好傻！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要挟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闭嘴，以为我会把那些东西咽下去、烂在肚子里、一辈子不说出来。我要在场，要听见，要录下来，要让那些话成为钉死他们自己的最后一根钉子。

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那些人死了。最坏的结局是一起死了，那些人死了，我也死了。

死，没事的。没有我，铡刀也会落下。

很多年以后，没有人记得星为什么死，只记得星是个抑郁症自杀的懦夫？是个乖戾的霸凌者？

可惜了。不要可惜，我要他们死。

或者我的死会成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