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苏晴和沈墨言从特罗姆瑟回来了。

林暖暖去机场接他们的时候，差点没认出苏晴。她穿着一件挪威买的厚羽绒服，围巾裹到下巴，脸被北纬六十九度的风吹得有些粗糙，但眼睛里有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软，是松。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被谁小心翼翼地拧松了半圈。

“极光好看吗？”林暖暖接过她手里的行李袋。

“好看。”苏晴说，“就是太冷了，零下三十度，沈墨言的相机都冻关机了。”

“那你的脸怎么没冻住？”

“他把他围巾也给我了。”苏晴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等行李转盘上最后一个箱子的沈墨言，“结果他自己的耳朵冻伤了。现在两只耳朵还是肿的。”

林暖暖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沈墨言穿着一件灰绿色的挪威渔夫毛衣，头发比走之前更长了，耳朵确实还红着，轮廓微微发肿，像两只刚出炉的、没捏匀称的饺子。他正跟一只超重的摄影器材箱较劲，嘴里嘟囔着林暖暖听不懂的挪威语单词。

“他学会挪威语了？”

“学了七年。”苏晴说，“但现在回来，用不上了。”

“用得上。”沈墨言终于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拽下来，推着行李车走过来，语气理所当然，“以后你再去挪威出差，我给你当翻译。”

苏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嘴角往上翘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苏晴坐在副驾，沈墨言在后座整理他的胶卷。林暖暖开车，后视镜里有几段路一直映着那件渔夫毛衣的灰绿色——沈墨言把安全带拉到最松，靠在后座上，隔一会儿就侧头看一眼苏晴的侧脸，也不说话，只是确认她在。

送完苏晴，林暖暖把车开回公寓的地下停车场，熄了火没急着上去。她拿出手机，看到白富美在三个人的闺蜜群里连发了三条消息。

第一条信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本翻开的病历本，医生的字迹龙飞凤舞，但她特意在诊断栏底下用红笔圈出了四个小字：“建议减药”。

第二条，减药时间表。从每天两次改成每天一次，碳酸锂的剂量也调低了。用药栏旁边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画了一辆自行车，画得比上次那张好一点了——至少轮子不是方的。

第三条，两个字：“过年。”

林暖暖看着那个“过年”，想起去年除夕白富美一个人蹲在酒吧后门吐到凌晨三点，给所有人发疯图强的动态又被自己一条条删掉。今年她发来的是两个字和一个句号。句号不是结束，是她第一次把一句话稳稳当当说完了。

她正想打字回复，白富美又发来一条：“我在写春节前最后一篇复诊日记。治疗师建议我写。写完发你。”

林暖暖回了一个好字，然后切出去翻日历。她算了一下日子，发现今天刚好是她住进顾淮生公寓的第四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她已经能闭着眼睛找到厨房里每样东西的位置，知道他的领带按颜色深浅从左到右排列，知道他每周四晚上会加班到很晚但从不让她留汤。她也发现他永远不主动提自己的事，但如果她问，他会如实回答。用什么药，开什么会，拿下了什么最难谈的条款——从不炫耀，但从不说谎。

她推开车门，走进电梯。手机又亮了一下，是顾淮生发来的微信——“今晚项目阶段性验收测试，可能很晚，不用等我吃饭。”

她回了两个字：“留汤。”电梯到了，她走进空无一人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