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陈家的人当面叫我陈太太，背后叫我看上穷小子的大小姐。我生下廷禧那年才二十出头，整个人还带着学生时代的迷茫，连给孩子换尿布都要保姆手把手教。那时候我以为人生最大的成绩就是嫁了个争气的丈夫，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痛苦开场。

我这辈子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我带回来的。

亲生的那个叫陈廷禧。他小时候我总觉得这孩子是不是投胎投错了人家——别的孩子摔倒了会哭，他不哭，自己爬起来拍拍膝盖，一瘸一拐地走开。别的孩子要糖要玩具，他在玩具店里站一会儿，什么都不碰，拉着我的手说“妈妈走吧”。有一年他过生日正好赶上我父亲来家里，全家人都围着老爷子转，没有一个人记得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他自己去厨房下了一碗长寿面，学着保姆的手势卧了荷包蛋。端到我房间里说妈妈你吃。我那时候正在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只来得及掩住话筒对他做了个“等等”的口型。他放下碗安安静静地退了出去，手在裤腿旁边蹭了一下。等我挂了电话，面已经凉了。我把那碗面吃完，汤都喝干净，端着空碗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他在里面跟保姆说“阿姨你再教我煮一个菜吧”。他站在小凳子上，系了一条大人的围裙，长出一截拖在地上，脚后跟贴着一块我昨天给他贴的创可贴。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没有进去。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表情绷得那么紧，委屈但怕我。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他从小就不习惯对任何人开口。挨了打不吭声，受了委屈不告状，心里想要的东西从来不主动去要。有一年他练格斗把两个拳头都打烂了，我给他涂药膏，手在发抖。他低头看着自己的伤，笑着打岔说妈你涂得比周师傅还重。他还会主动找些轻松的话题——哪个同学的爸爸新换了跑车被限速杆刮掉了后杠，哪个师弟被教练罚扎了一下午马步站起来就抽筋。我顺着他说笑，心里却酸得不行。我宁愿他拽着我的袖子把药膏蹭掉，跟我埋怨教练下手太狠，也比把所有的疼都挡在玩笑后面强。

他父亲和我分居的时候，廷禧已经十二岁了。我不是没想过离婚，陈家不能有一个被人嘲笑的女儿，廷禧不能有一个被扫地出门的父亲——而是我想至少不能在那个时候，他还太小，他需要那个名分上的父亲站在祠堂外面，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去应付那些虎视眈眈的叔伯们。所以我选择了一种更折磨人的方式：把那个男人留在这座宅子里，让他在外人面前继续扮演我的丈夫、廷禧的父亲。

客人来了，我给他递茶。他替我披外套。客人走了，笑意便从唇边褪得干干净净——他捡起那杯没喝完的茶往西头走，我把外套搁在椅子上不再碰。我们从不解释这件事，廷禧也不问。他只是默默接受了这个假象，像接受房间里新换的一道隔音不好的门。有一回他从学校回来，站在楼梯拐角目睹了全过程——客人面前的和睦、客人走后的沉默。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关在练功房里多打了半个小时的沙袋。我路过练功房门口，听见里面传来沉闷的击打声，一下一下，和我的心跳重叠在一起。

那时我就知道，他已经不需要我教他什么是隐忍。

廷禧十五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小女孩。

她叫江惟月，是江家的小女儿。父母都没了，在远房亲戚那里过得不好。江老爷子亲自来了一趟，和我父亲在书房里谈了一下午。我送走江老爷子以后就开始收拾房间，给她挑新床单，让人去商场买了几身换洗衣服。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没底——她能不能适应？和廷禧合不合得来？廷禧那孩子天生一张冷脸，对亲爹都不亲近，何况是一个忽然冒出来的陌生妹妹。

惟月来陈家的第一个星期，我亲眼见证了一场小型战争。

廷禧往她床上放仿真蛇。她把他的青瓷茶盏摔了一只。两个人一个从楼上往下扔毛虫，一个从楼下往楼上扔枕头，打得不可开交。佣人们都在私下里偷笑，说大少爷一碰到二小姐就会变成三岁小孩。可我心里清楚，他不是变成三岁小孩，他是终于有一个可以过招的人了。

那套茶具是廷禧最宝贝的东西。我以为是惟月摔了他最爱的杯子他才生气。后来他帮她在饭桌上撒谎，说杯子是自己不小心碰掉的。我端着汤盅站在走廊里，愣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我给我那个早就名存实亡的丈夫打了个电话，说，你儿子好像开始对一个人好了。他在那边沉默了很久，最后笑了两声，说他对你一直很好。我说，不一样。

最让我忘不掉的是祠堂那次。廷禧刚满二十岁，惟月十五。他因为三叔的事挨了老爷子一顿毒打，被关在祠堂里整整三天。我去看过他一次，被他赶回来了——他不让我看到他那个样子。他说妈你回去吧，这里冷。祠堂里确实很冷，腊月天，砖地凉得刺骨。他跪在那里，背上全是血，却还在担心我受不受得住外面的风。

惟月是怎么溜进去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祠堂的锁是老爷子的亲信在看管，连我想进去都要经过层层通报。但她就是进去了。后来周师傅跟我隐约提过，说那天晚上守在侧门的护卫换班时，有个小姑娘在对面花丛后面蹲了很久，然后从香火房半开的窗户翻进去了。我没有追问细节。只是想起廷禧很小的时候在院子里埋了一辆玩具车，说藏起来就不会被人拿走了。我想，现在这个女孩大概就是他自己藏进心里最深处、从来不让人碰的那一辆。

关于他父亲的离婚协议，是廷禧高中毕业那年我签的字。拖到那时才办，无非是因为他满了十八岁，股权和信托都已经转到他自己名下，那个男人的去留再也不会影响他在陈家的位置。我等这一天等了很多年，签字的时候却比想象中平静。廷禧陪我去律所，他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翻着那份协议。翻到末尾时忽然说了一句：“妈，你签这里就行。”他指节轻轻点了一下协议右下角的空白处。

签完字出来，阳光很好。北城的初夏没有雾霾，天蓝得透明。我问他想去哪里吃饭，他说随便。我选了江边的一家粤菜馆，点了三菜一汤，他给我盛了一碗汤，然后开始给我夹菜——把我喜欢的菜往我这边挪了挪，说快吃别凉了。我这辈子离一个糟糕的婚姻用了十几年，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些年的委屈，被儿子一碗汤全给补回来了。

我没有跟他提过那天惟月去祠堂的事。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母子之间就是这样的——彼此都清楚很多事，但从不摆在台面上。直到很多年后的某天傍晚，我回老宅时看见廷禧在院子里给山茶花剪枝，惟月坐在藤椅上仰头和他说着什么，他低头看了她一眼，把剪刀换到了远离她的那一侧。我站在月亮门口，被廊柱的影子挡了一半，忽然就不想走进去了。我想，可能有的事，他这辈子也不会告诉我。但只要他还能拿着剪刀好好站在花前，我也就不问了。

惟月十七岁那年，我给她挑了一双高跟鞋当生日礼物。她在客厅里穿着走来走去，走不稳，扶着沙发走了好几圈，最后自己歪歪扭扭地站定，小心翼翼地回头叫他：“哥，你看我。”

那一年他们之间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针锋相对，但也没有后来那么复杂。他们站在彼此刚好能伸手够到又不用解释什么的位置上。廷禧靠在门框上看着那双鞋，凉凉地说了句“连路都不会走的人穿什么高跟鞋”。我以为他要走了，但他没走。只是伸手把她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扶好，别摔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从厨房出来叫他们吃饭，看见这一幕又退回去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糟了。但脸上什么都没露。

其实在那之前，我隐隐约约已经看出了端倪。廷禧看她的眼神，和她不在的时候不一样。她看廷禧的眼神，和看别人的时候也不一样。他们自己大概都没察觉，但我是过来人，那不是哥哥看妹妹的眼神。